宋教仁遇刺系民国拐点 一直致力于制度建设

　　书名：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 作者：张晓波 出版者：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3月

　　　宋教仁是一位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性人物。他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而非利益型的政客，在哪个时代，都可能是驱动真正改革的动力。而我说的悲剧性，既是指他想努力建构的以责任内阁制为政体基础的共和国失败了，也指他英年早逝。

　　201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新书《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解读了这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事件。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宋教仁遇刺案与民初乱局有什么联系？对中国未来的历史有什么影响？宋教仁思想对当今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张晓波。

　　宋教仁致力于制度建设

　　记者：你写《民国的开端》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宋教仁身上？你是如何看待宋教仁的其历史地位？

　　张晓波：2010年我参与《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项目的写作与编辑，在写作过程中，翻阅了较多的史料，也对民国创立这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由此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研究民初历史和政治斗争后，我发现民初最有探讨价值的是包括同盟会、立宪派等不同派别对制度建设的努力。而宋教仁恰恰是这些致力于制度建设的人物中的中坚力量。

　　宋教仁是一位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性人物。理想主义，并不是指有些论者对宋教仁“议会迷”、“幼稚”的批评。在今天，我们不能以宋教仁及其同仁的努力失败了，就认为批评性意见是对的。宋教仁本人作为一个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对于现代政体有信仰、有追求，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而非利益型的政客，在哪个时代，都可能是驱动真正改革的动力。但同样，他又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我说的悲剧性，既是指他想努力建构的以责任内阁制为政体基础的共和国失败了，也指他英年早逝。这两重悲剧，在他身上，几乎叠加在一起。

　　记者：在本书中，你为什么选择以宋教仁之死作为切入点？

　　张晓波：1912年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积极奔走，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合并成“中国国民党”。随后，在1913年3月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实现自己的“责任内阁”梦。但3月20日晚的沉闷枪声，宣告了第一共和国对自我的政治期许破灭了。民初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由此，宋教仁遇刺案也成为民初民主共和政治失败的一个关键性转折。以宋教仁之死为切入点，能更好地串起历史。

　　记者：宋教仁之死是百年谜案，幕后主谋迄今未有定论。你在书中用大量史实，认为宋教仁遇刺案件的幕后黑手是北洋系，为什么？

　　张晓波：关于刺宋案为北洋政府主使，是传统的论断，至今仍是主流意见，我再次确认这个结论，是基于史实。刺宋案中的关键性材料，是应夔丞（青帮大佬、刺宋主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夔丞的北京联系人）、国务总理赵秉钧之间的函电。通过对密电的考证，我认为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北洋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有力的推动者。但具体到个人，赵秉钧是否直接指使暗杀，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我提供了三种可能性。应当说，宋案幕后黑手是北洋政府并无疑问。

　　记者：宋教仁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宣告了辛亥革命南北大妥协最终失败，这是你在书中的一个中心论述。宋教仁被刺事件如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张晓波：辛亥革命之后，南北双方以妥协建国，这一观点今天已经是共识了。正是在这一妥协建国的基础上，1912年至1913年年初，宋教仁与新创立的国民党曾努力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个实力巨兽捆住。他与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更替，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但刺宋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与北洋系的合作空间不复存在；国民党中的激进派则主张“二次革命”；同样，北洋集团也在扩军备战。1913年夏，民国最终进入内战状态，由此开启了民初乱局。可以说，宋之死，成为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成为历史的拐点，加速改变了民国的政治走向。

　　记者：你的书名是民国的开端，有评论认为，这既是民国的开端，也是民国的尾声，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张晓波：从辛亥革命至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达成妥协，完成了全国性的民主共和新国体，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诞生了。仅从命名形式上来说，民国起码应具备以下两种特征：一，新共和国的政治最高主权由人民授予；二，政治实践与运作方式，由宪法文本加以规范。这是民国的开端，民主共和新政体的开端。但应清醒地看到，当时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革命派妥协后的联合政权，民国的开始，是通过力量平衡与政治交换的方式达成的。毫无疑问，其中力量占优势的一方获得了实际的统治权。而这一方，就是北洋集团。1913年，宋遇刺拉开了民初乱局，以《临时约法》为民初民主共和框架的宪政体系破裂了。民国的开端，蕴含了民国的终结。

　　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实践

　　记者：你能谈一谈宋教仁的政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吗？

　　张晓波：宋教仁早年参加革命团体，是同盟会成立核心人物之一，这前后，他的思想观点逐渐丰富，在1905年8月的《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中，他已开始运用近代立宪知识，对慈禧太后的立宪加以批评。在日本时，他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奥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比较，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

　　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赶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约法文告和制度设置，这是他宪政思想一次具体而完整的表述。武昌起义发生后，他赴武汉主持修订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

　　1912年3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性意义的文本。我认为宋教仁并不是《临时约法》主要起草人。不过，他一贯赞成内阁制，而《临时约法》最重要的修订是将“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这与他的政体主张吻合，《临时约法》包含了他的许多重要观点，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修改《临时约法》的推动者之一。

　　记者：胡适曾对老乡后学唐德刚惋叹过，民国初年政府人才济济，当时的政治也大有希望，可惜最后未得成功。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张晓波：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是当时革命壮大的不仅是革命派，还有革命对立面的北洋集团。北洋力量的崛起与渗入，为南北妥协、创造新的共和国提供了契机，但也为民国埋下了军阀割据的伏笔。妥协建国后，南北两方危机重重，民国的命运也在不断妥协中写好了悲剧性结局。可以看出，建立在《临时约法》基础上的政治实践，没有在形式上赋予北洋系更大权力，造成形式和实质不对等，这一局面很难维持，总会绷断的。不发生刺宋案，也会发生大借款案，或发生别的事件。仅靠一套法律文本，绝无可能把一个权力巨兽，一个掌控政治、军事力量的巨兽捆绑住。

　　正因为民初政治的形式与实质的不匹配，导致民国元年（1912年）一系列变动，也导致民国二年（1913年）急剧崩盘。

　　记者：民初政治实践具有怎样的历史启示？

　　张晓波：宋教仁一直倡导走法律路线，走议会政党内阁路线，而不是激进革命路线和武力冲突路线，这在民初政治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遇刺，预示着《临时约法》的失败，预示着民初议会政治道路的失败。如果他没有遇刺，毫无疑问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务总理。宋教仁死时仅31岁。

　　宋教仁是理想主义者，民初政治乃至军事派别之间的博弈不是他能改变的，他也主导不了政治斗争的脉络和走向。1913年的结果，不仅是宋教仁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