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程乃珊病逝 留遗憾：未能再写一部家族小说

　　以书写老上海掌故逸事、世象人心著称的著名女作家程乃珊昨天走了。在海上文坛，描写旧上海的风韵气质，几乎无人能出程乃珊之右。在海外华人圈，程乃珊的性情文字也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上海指南”。程乃珊，这位“上海Lady”走了，令人扼腕痛惜。

　　最后的文章

　　都是靠在病榻上口述的

　　“她是上海的骄傲。她爽朗的笑声好像还在我耳边，真让人心痛……”程乃珊好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周生追忆说，在生命最后时刻，程乃珊依然非常乐观，充满生的信念。

　　据她介绍，程乃珊最初发现得病是在2011年12月8日，那天上海作协接待瑞典作家代表团，程乃珊夫妇一同前来。朋友们发现程乃珊嗓音嘶哑，觉得奇怪。程乃珊自己也以为只是感冒，但隔天去医院就诊，被告知身患绝症。

　　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程乃珊在《上海文学》连续刊发了两篇写上海的专栏。这让担心她健康的人们大感安慰。

　　王周生回忆说，就在不久前，上海女作家和普陀区图书馆为迎接“世界读书日”而筹办读者见面会，邀请程乃珊出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程乃珊的病情已经告急。而她的家人这才透露：之前发表的文章，都是病重的程乃珊靠在床上、一点点口述给助手记录而写成的。

　　最大的遗憾

　　未能再写一部家族小说

　　“乃珊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她是上海作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像她这样能精准地还原老上海，写得如此真实、如此贴肉而又并不虚假浮华，今后恐怕是要没有了……”著名女作家王小鹰说。

　　文学界人士表示，程乃珊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对两座城市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尤其是她对老上海的记忆和写作，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程乃珊写作了《蓝屋》、《穷街》、《金融家》等小说，有些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引起较大反响。而近年来，程乃珊以写作挖掘上海往事的随笔散文、专栏文章为主。程乃珊的写作在海外华人中也颇有影响，许多人通过她的文字来感触上海。

　　名门望族、绅士淑女……程乃珊笔下那个精致优雅、生活考究的“老上海”令人神往，但她在专栏文章中用沪语写“宁波汤团”、“咖啡馆”、“上海方言”，也津津有味、煞是好看。 王小鹰认为，程乃珊写老上海的精致优雅是有其思考的，其中蕴含着一种节制、教养，并不是意在刻画繁华奢侈，而是在寻找一种消逝的精神气质。事实上，程乃珊曾多次批评一些电视剧和文学作品胡编乱造、扭曲了真正的“老上海”，说“他们那是装的呀！”

　　爱上海、爱写作、爱生活……朋友眼中的程乃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上海Lady”。

　　“她特别热爱生活，又特别快乐。不管什么聚会，有了乃珊就热闹了。”王小鹰说，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罹患绝症。

　　王周生说，程乃珊还有遗愿没有完成，她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还想写一本以母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程乃珊的母亲是上海市西女中的学生，也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小鹰回忆说，她的《长街行》问世之后，程乃珊见到她就说“太好了！我也很想写个长篇，很着急啊！”如果能再完成一部以家族故事为线索的长篇小说，程乃珊可能会少一些遗憾。 新华社记者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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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忆最后时光

　　昨天下午五点，在程乃珊逝去十五个小时后，记者来到了位于富民路上程乃珊的“蓝屋”。房间里，摆放着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老钢琴、欧式桌椅、铁艺风扇、烛台、各式小巧玩件……这些精致且渗透着时光痕迹的什物满眼尽是，彰显着与主人文字一致的“上海味道”。它们依旧照原样放置着，不同的是客厅中多了簇簇的素菊和乃珊微笑着的遗像。程乃珊的爱人严尔纯望着这些物件和记者谈起妻子时，两言三语间，就会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如果她还在，她一定会告诉你，她的创作里有很多信息是我讲给她听的。”严先生告诉记者，几十年来，老夫妻间常有的情感淡漠从未在他与程乃珊之间发生过，他们二人的相处氛围“一直很热闹”，共同的话题也总是“怎么讲也讲不完”。这样的交流也对程乃珊的文学创作有着诸多影响，比如她于1983年刊于《钟山》的代表作品《蓝屋》，程乃珊把这座蓝屋作为上海历史的一个缩影——蓝屋的原型是由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亲手设计的，位于铜仁路上的“绿房子”。主人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没想到上世纪70年代，她与来自这个房子的一位男士结婚了——吴同文的外孙严尔纯。因此，程乃珊关于“蓝屋”的许多了解，都来自于丈夫的讲述。“我们这样的夫妻组合，在上海作家圈里应该不多，我很高兴自己能对她的创作有帮助。”

　　《蓝屋》、《金融家》、《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从书房小心翼翼地捧出妻子生前的十余本作品，严尔纯的眼中、语气里满是赞赏，他说程乃珊最满意的作品是《上海Lady》和《上海探戈》，但他自己却无法挑出“最喜欢”的一本，只是重复说：“她写的所有我都喜欢。”

　　遗作五月份发表

　　在严尔纯记忆中，程乃珊在生病的前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会有多么严重，更不觉得死神会来到自己身边。为了给妻子一个积极的心态，程乃珊在家养病期间，严尔纯总是为她开着电视、播放着她最喜爱的音乐，尽量在家中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气氛。而程乃珊也表现得十分乐观，总是对丈夫说：“我看到你这么淡定、气氛这么好，我就相信我的病一定治得好。”

　　最初被诊断出绝症时，程乃珊并没有告知太多人。即便是在治疗期间，她也依旧没有停止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专栏的创作。在程乃珊患病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文学界的许多朋友仍然以正常的工作状态对待她。在此期间，程乃珊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中，都会通过电视的新闻节目了解外界的信息，即便无力起身观看，她也躺在床上靠耳朵“听电视”。无法提笔，就在卧床期间打好腹稿，然后口述出来，由助手整理成文稿。

　　后期，乃珊的病情恶化到最严重程度时，仍会有毫不知情的媒体编辑打来电话“催稿”，即便如此，程乃珊仍然坚持不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大家。靠写作谋生的程乃珊，积蓄其实并不丰厚，且多已用于治病。

　　严尔纯告诉记者，就在三月份，程乃珊仍在为她开设在《上海文学》上的专栏供稿，而这篇本来要发在《上海文学》三月份上的稿件写好后，程乃珊却觉得不够满意，又要求编辑撤下来，待修改后再发。于是，这篇讲述自己家族故事的稿件《就这样慢慢教化成上海女人——从小脚到高跟鞋之一》，就此成为程乃珊的遗稿，将在五月份的《上海文学》上发表。 郭翼飞 曹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