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欣赏学生蔡锷 常赞其札记"极通"

蔡锷早期照

时务学堂故址——梁启超题词

　　谢本书

　　蔡锷的童年，正值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运动继之而起。

　　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地方督抚中倾向变法的人。他周围的一些官员，如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继任督学徐仁铸，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等，也在湖南各地宣传维新变法。

　　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同年10月，在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等人的努力下，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地址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路）。时务学堂的开办章程规定，学生所学功课要中西并重，毕业后能从事新式工厂企业的各项工作，能出洋留学等。时务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湘江之畔，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学堂成立时，熊希龄为提调，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英文总教习，唐才常等分任讲席。

　　年仅16岁的蔡锷，由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蔡锷遂由家乡徒步数百里赶到长沙报名投考，其时有2000多人报考，仅录取40人。蔡锷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据同时入时务学堂的唐才质回忆，在同学中，他对李炳寰、蔡锷二人印象最深，因为“虎村（李炳寰）年长于余，且同住一宿舍，意气投合，遂换帖为兄弟。松坡（蔡锷）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知少年好学，根底甚为深厚也。”

　　“蔡锷高才生焉”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每天上课4小时，还要批改作业，常常彻夜不眠。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4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亲友，全湘大哗”。学校虽然关门办学，然而评论时政，却出人意料。这样的关门办学，实际上是为避免旧派的干扰、攻击的一种措施。

　　当时学堂的条件是比较差的，然而其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学堂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的方式是令诸生作札记，师长批答以指导。发还札记时，师生相坐讨论，醉心民权，讨论革命，日夕以此相鼓吹。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时务学堂的这些情况一经捅出去，遂成为后来戊戌政变的最有力的口实。

　　虽然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但蔡锷对待学习相当认真，并成为学校的尖子生。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时务学堂部分札记来看，蔡锷所写的札记中，梁启超虽然时有辩驳，然而更多的批语则是“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在辩驳与切磋间加深情谊

　　我们从1898年长沙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蔡锷的札记和梁启超的批语，从中可以窥见时务学堂的教学情况及其思想活动。

　　首先看到的一条记录是，蔡锷向梁启超问道：“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批语直截了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今中国则反是……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蔡锷提问尖锐，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师生相互辩驳，互相切磋，有利于讨论的深入。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

　　蔡锷研读《公羊》、《春秋》时，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

　　蔡锷的这一段议论，与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相矛盾，梁启超不能不加以辩驳，批道：“此论尤属似是而非。”梁用1000余字的长篇批语，来与蔡锷的300余字的议论相对论。虽然，梁启超承认孔子有“自创之制”，然而更多的则是“改制”。他说：“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譬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以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瞀儒，以改制为罪而已。”

　　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借鉴历史，针砭时弊，发表了如此深刻的议论，已属不易；梁启超更是“火上加油”，直指清王朝之腐败，改革是必需的。就在这样的学堂里，蔡锷深受变法思想影响，也为梁启超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所感动。

　　（选自《蔡锷大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