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陵墓曾被多次迁徙 为避免被戮尸草草入葬

　　2013年4月，在扬州市蜀冈-瘦西湖景区内出土的隋炀帝陵聚焦了世人的目光。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是瓦岗寨首领李密声讨隋炀帝的檄文。杨广是历史上一位兼功过是非于一身的帝王。青年时的杨广，平定突厥外侵，扫定江南叛乱，委以扬州总管，善治一方；弑父自立后，荣登大宝，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创设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晚年因大兴土木，重赋苛政，致使民不聊生，天下思乱。历史是如此惊人的巧合：杨广起于扬州，耽乐于扬州，命丧于扬州，隋炀帝陵亦历经多次迁徙。

　　一代帝王玉碎广陵

　　杨广热衷出巡，曾三游扬州。每次出游，他都命人在沿途大造离宫别院。大业九年(613年)春，杨广二征高丽，楚国公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省浚县)督运粮草，眼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义军遍布中原，杨玄感遂兴谋反之意，据兵反隋。杨广见天下危乱，在醉生梦死间常“扰扰不自安”，每晚都会梦中惊醒，疑有强寇掠杀，只有在宫女的安抚下方能入睡。

　　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开始了他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杨广到扬州后终日荒淫，郁郁寡欢，退朝则幅巾短衣，拄着拐杖在后宫四下漫游，不到天黑不肯回宫，“汲汲顾景，唯恐不足”。杨广通晓天文卜辞，常备美酒，夜观星象，并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杨广已知身陷囹圄，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得借帝王之身聊以自慰。杨广曾对镜自照，回过头对萧后哀叹：“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甚为惊异，忙问何故，杨广笑言：“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杨广见中原兵燹，无心北归，意图以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城，退据江东。然江都粮尽，关中人久思故乡，见皇帝无意北归，遂生叛心。窦贤率领部下西遁，被杨广派遣的骑兵追杀，然士卒逃亡不辍。在人心思归下，杨广宠臣宇文化及、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等人密谋反叛。司马德戡领兵从玄武门入，杨广闻乱，易服逃于西阁，可惜被宫女告发，遂被叛军活捉。马文举将杨广引至寝殿，裴虔通和司马德戡等人拔出明晃晃的大刀侍立一旁，杨广叹息道：“我犯何罪，为何如此对我？”马文举答：“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对外勤于征讨，对内极尽奢华，使壮丁死于刀刃，妇孺弃尸沟壑，百姓无以为业，盗贼四起，专用佞臣，拒绝纳谏，怎言无罪！”杨广回应道：“我虽有负于百姓，但你们却享受荣华富贵，何负之有？今日起事反叛，究竟谁为首？“司马德戡说道：”溥天同怨，何止一人！“此时，杨广爱子、12岁的赵王杨杲偎依在杨广身旁，噤若寒蝉，恸哭不已，裴虔通遂将其斩杀，鲜血溅至杨广衣襟。叛军喊嚷要处死杨广，杨广说道：”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能以刀杀之！去取鸩酒来！“但马文举等人不同意，令杨广坐下，杨广自行解下纶巾，遂被叛将所缢杀。

　　杨广死后，后人商议杨广谥号，杨广之孙杨侗被东都洛阳留臣段达等人拥立为帝，改元皇泰，是为皇泰主。皇泰主给杨广定谥号为“明”，所谓照临四方曰明，谮诉不行曰明；叛将窦建德给杨广定谥号为“闵”，所谓慈仁不寿曰闵；李渊篡位建唐后，定谥号为“炀”。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说：“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不知己不令终，亦谥‘炀’乎。”其实“炀”本是杨广送给南唐后主陈叔宝的谥号，结果自己被后人冠以此谥，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古代《谥法》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唐高祖李渊以杨广在位期间“远贤臣而近奸佞，荒国政而好淫色”，以此为其谥号。

　　陵墓的多次迁徙

　　历史上有关隋炀帝陵的传闻可谓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究其缘由，是其陵墓不断迁徙所致。据《隋书·炀帝纪》记载：“(隋恭帝义宁)二年三月……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箦为棺以埋之。”隋炀帝在江都自缢后，史载炀帝梓宫暂厝江都宫西院流珠堂内。宋代司马光所纂《资治通鉴·九十七卷》亦载：“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据此，炀帝初葬之所当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至于为何草葬于此，实为情势所逼。彼时，叛军骚乱，要诛杀炀帝。趁此危急时刻，萧后命人匆匆将炀帝与幼子杨杲的遗体入殓，以漆床板为棺，草草掩埋。一向自视甚高的炀帝入葬得如此仓促，可谓惨淡凄凉，但在当时人人喊杀的情况下，至少可避免被戮尸的下场。

　　隋炀帝虽被指为独夫民贼，但仍有旧部感念其恩，江都太守陈棱即为其一。陈棱深为炀帝器重，至江都后被擢升为右御卫将军。炀帝死后不久，宇文化及率领部下离开了江都，叛乱稍息。陈棱遂召集部下，重为炀帝发丧。发敛时，炀帝容貌尤生，众人啧啧称奇。据《资治通鉴·一百八十六卷》所载：“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於帝茔之侧。”陈棱奉炀帝梓宫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隋室王公以下宗室臣子也都按序葬于炀帝墓旁。吴公台最初为吴王夫差的宴游之处，后为南朝刘宋时沈庆之攻打竟陵王刘诞时所筑的弩台，陈朝名将吴明彻围攻北齐敬子猷，增筑台以射城内。在陈棱看来，将炀帝迁葬于成象殿的吴公台，方可告慰天灵。

　　炀帝陵的二次迁徙约在唐初。历经隋末农民起义，各路群雄四起，尤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寨义军及李渊为首的关陇唐军势力最大。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威逼隋恭帝杨侑禅位，称帝建唐，改年号武德，定都长安。唐军平定江南后，迁炀帝陵于雷塘。李渊之所以再次迁炀帝陵，或顾念其与杨广的表兄弟情谊，或虑及其皇位乃是废恭帝所得，不想给人造成乱臣贼子的篡位者形象，总之，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以帝王之礼将炀帝再迁葬于雷塘，即今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西北部。

　　雷塘在汉代被称为雷陂，东汉建安二年(197年)，广陵太守陈登在蜀冈西山一带兴建水利设施，先后疏浚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并开凿陈公塘。不过，关于“雷塘”一名还有一段传说：相传，迁徙炀帝棺柩至雷塘，唐军以帝王之礼下葬，引得天雷震怒，一声巨响击碎了炀帝的棺柩，更将炀帝尸体掀出棺外，而雷击之处，水漫成塘，棺柩连葬3次，连遭3次雷击，最后改用平民之礼才得以安殓。这3处遭雷击而成的陂塘便被百姓唤为“上雷塘”“下雷塘”和“小新塘”。雷塘源于雷击而成塘一说不足为信，却表达了百姓对炀帝的憎恨。尽管如此，后世文人多将炀帝与雷塘相提并论。唐代罗隐的《炀帝陵》诗云：“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后病逝，唐太宗诏令以三品之礼“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借机对炀帝陵墓重新整修一番。日远年湮，或因人为或因自然，唐初修建的炀帝陵早已荒芜，不为人知，直至清代考据家阮元重新考证出炀帝陵墓，并出资对其再做修整。阮元，清嘉道名臣，一代文宗，江苏仪征人，自号雷塘庵主，据其考证雷塘系隋炀帝陵所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大学士阮元为其立碑建石，并请时任扬州知府的大书法家伊秉绶题字，伊遂以隶书题“隋炀帝陵”于碑心，墓碑的右侧为“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左侧为“扬州府知府伊秉绶题”。阮元在其《修炀帝陵记》中追述了此次炀帝陵墓的发现经过：“《嘉靖维扬志》于雷塘之北画一墓碑，碑刻‘隋炀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应迷失。乃问城中人，绝无知者。嘉庆十二年，元住墓庐，偶遇北村老农，问以故址。老农言：陵今故在，土人名为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二里许耳。乃从之，行至陵下。陵地约剩四五亩，多丛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围二三亩许。老农言，土下有隧道、铁门西北向，童时掘土尚及见之。予乃坐陵下，呼村民担土来，委土一石者，与一钱。不数日，积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岿然。复告之太守伊君，以隶书碑，刊而树之。”明嘉靖年间刊行的《嘉靖维扬志》载有隋炀帝坟墓并附有墓图，同时还绘有石碑一座，碑上有“隋炀帝陵”四字，后来墓碑不见，墓地亦佚失。阮元仅凭明代地方志及当地耆老口中所称的“皇墓墩”推断此为隋炀帝陵，是有待考证的。

　　横空出世的炀帝陵

　　2013年4月14日，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两座古墓。据出土的文物与墓志铭显示，其中一座墓主为隋炀帝杨广，另一座尚待发掘，专家推测墓主很可能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全国考古专家的瞩目。随后，扬州市文物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通报了隋炀帝陵出土的消息，即位于扬州市邗江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区内的西湖镇司徒村。据专家考证，此两墓应为隋末唐初中小型的砖室墓，两墓占地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两墓中的西侧一号墓初步判定为炀帝陵寝，东侧二号墓的主人则可能为萧皇后。两墓均为普通平凡的砖室墓，墓葬形制十分简陋，由墓室、耳室、甬道组成，但并未发现隋炀帝的棺椁和骨骼遗存。

　　专家为何断定此墓就是隋炀帝的陵寝呢？因为墓地出土了表明墓主身份的墓志铭，上面刻有“隋故炀帝墓志”“隋大业十四年”“流珠堂”等字样的铭文佐证，同时还出土了鎏金铜铺首、金镶玉腰带等十几件文物，其中4件做工精致的鎏金衔环铺首，每件重量约达6斤。所谓铺首，乃是贵胄门宅上的环形装饰物，纹样为兽面，以饕餮、狮子、老虎、螭龙等凶猛动物为多，镶嵌在大门上作为门环底座，有镇凶辟邪的寓意。此外，以金镶玉腰带为陪葬品是当时一般民众或官员所无法达到的墓葬规格，凸显出墓主地位的尊贵。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很有可能是隋炀帝的真正陵寝。不过，此次发现的陵寝是否就是史书所载的迁葬地“吴公台”？两座墓的关系究竟如何？此处距阮元所考证的雷塘相隔不远，雷塘、司徒两地究竟有何关联？这些谜团都有待日后一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