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吊诡的现实与“无能”的诗歌

　　● 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

　　● 目前的诗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惯性“幻觉”与那喀索斯一样的自我迷恋？

　　在秩序、规则和复杂而吊诡的现实面前，我们的诗人再一次无力地垂下无能的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所相对的却是空前的难以置喙。这可能会让诗人和评论家们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诗歌吗？比如打工诗歌、农村诗歌、高铁诗歌以及抗震诗歌吗？是的，由这些诗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和噩梦般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和文学就一定是言之凿凿的正确和高大吗？如果诗歌只是充当了一篇微博和新闻的功能，那么诗歌和诗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而面对着各种媒体空间上大量的复制性和浮泛的诗歌作品我们不能不一次次失望。换言之，当下诗人之间的区分度已经空前缩减，几乎很难发现诗人之间的差异和各自面貌。诗歌面对如此庞大纷繁的现实，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诗人的急于表态和站队，也不需要那种摄像机式的直接跟踪，诗歌所需要的恰恰是提升的思想高度，需要的恰恰是一个诗人对社会和当下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命名。

　　我们用符合社会规范的“右手”写作，我们一次次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了真正表态和发声的机会。当我们似乎在一个个自媒体的电子屏幕前以及“围观”的数字时代获得了个人发言的权利和臧否的机会，我却仍然对此心怀疑虑。强大的历史和庞大的现实似乎仍然无处不在，它们只是呈现和影响的方式正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面对着21世纪这个充满吊诡和离奇想象的新寓言国的时代，在一个个公共空间里知识分子的声音仍然匮乏而无力。而更为可悲的或许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们的自以为是，为了个人写作的精神幻觉以及市场化好天气里一个个被奖赏的金质腰牌说着谎言和肉麻的颂辞。这似乎仍然是一个缺乏宗教感的时代。这仍然是一个被惯见和粗鄙的时尚所引领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无比炫耀金钱和肉体的时代，却也不能不是一个个思想和真正自由的个体被噤声和反复出卖的时代。

　　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因为发出不满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怒的角色。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现实”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当我再一次面对当下中国诗歌和文学现场，我只能无奈地想到那一只只无能的用手。右手代表了秩序面前的无可奈何和精神的疲软。甚至有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选择的机会。在我看来，尽管当下仍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评论者，但是因为公共空间的缺乏和一次次挤压，中国仍然缺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的写作者和批评者。基于此，我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命运的悲剧感和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强大精神膂力。看起来我们同样并不缺乏那些所谓的与时代发声摩擦甚至碰撞的文本，甚至有着大量的书写各种与表层现实相关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一次次忽视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之物，一次次忽视了内心和文字与现实和历史之间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种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一种精神事实。这种精神事实却呈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诗人普遍存在的“懒散”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已经逐渐或正在丧失诗歌言说的能力。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刺激他们的神经和内心，他们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识”和“引文”。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偏离了诗歌的“别裁”本源。另一个极端就是仍然有数量惊人的诗歌指向了所谓的社会现实和敏感事件，乡村悲剧、留守儿童、工厂血泪、就业无门、讨薪无果、中产麻木、社会不公成为他们诗歌中频频造访的主题。这些诗歌中优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带有“仿真性”的新闻播报体和打油诗的廉价替代品。由此，就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中国诗人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犬儒主义者、鸵鸟哲学崇拜者、征文写作者。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甚至国际的、全球的诗歌奖把诗人们宠溺坏了。

　　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主流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博客、微博以及手机等“自媒体”的开放度和“水军力量”。很多热点问题都是在媒体和直播平台最先引发围观和热议。这都似乎让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了一个巨大地理空间上每天所发生的那么多的惊天事实和“非虚构”文本。正是媒介和“电子”的力量，众多在以前不可能被沉默的大多数所知晓的各种社会现象终于能够每天及时性地传递和互动。可以想见，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和文学似乎已经难以与读图读屏时代的电子化力量相抗衡。更为可怕的还在于从写作伦理学的角度被视为人类良知的作家他们的认知空间、写作能力、修辞美学和想象能力已经被这个不断分层的社会事实所远远淘汰。换言之，具有预言性、真实性、针对性、超前性的诗歌写作几乎在这个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全媒时代成为不可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更多诗人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各种“惊天动地”的关涉社会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个人事件和冲突。那么，当诗歌已经无力对社会事实和更为繁复的精神事实与想象空间作出合理和及时有效的呼应和回应的话，诗人就不能不遭遇到尴尬的地步。或者简而言之，“诗歌”如何能与“新闻”和媒体相抗衡或者发生特殊的合作关系？而实际上新闻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因为各种社会力量和主体的介入呈现出被塑造的特征。而在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愈益显豁的语境下，网络、博客以及微博等迅捷自媒介和“新闻体”效应对诗歌写作、诗歌刊物和诗歌接受都构成了某种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意义上诗歌的诸多重新认识甚至反拨，从而也随之出现一系列变化、变体、跨界和调整的过程。或者这是否是一个诗歌遭遇更多的挑战和“文学性”高度扩散甚至消弭的年代？由此，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和诗人以及阅读、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该重新反思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是否足够宽阔？目前的诗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惯性“幻觉”与那喀索斯一样的自我迷恋？(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