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舞弊历史：清主考因收十六两银子被斩首

　　舞弊是考试的必然伴生物，就像槲寄生那样，有害于宿主。考试对命运的影响越深，舞弊对考试的威胁就越大。自从隋朝开科取士以来，舞弊就一直蒙着黑色的面纱，其神秘性绝非寻常笔墨可以描摹。

　　唐代举子赴长安应礼部试，行卷 （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达官贵人名流去品评）必不可少，目的在于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若能获得他们的揄扬和推荐，距离金榜题名就为期不远了。有两个成语与行卷直接相关，一个是 “居大不易”，另一个是 “逢人说项”，前者有趣，后者有情。唐代的行卷虽对考试结果有影响，但还不能将它等同于清代的递条子，简单地定性为为舞弊行为，因为这种做法既是公开的，也是游戏规则所允许的。

　　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采取糊名和誊录的防范措施，行卷随即消亡。据 《宋稗类钞》记载，苏东坡出任省试考官，想录取李方叔，就在锁院之前，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信中夹着一篇范文 《扬雄优于刘向论》。信送到时，李方叔外出未归，章�兜亩�子章持、章援碰巧在场，他们偷了信，狂喜而去。李方叔回家，遍觅东坡的书信无着，猜出二章用了空空妙手，虽极为惆怅，却不敢声张。考试时，作文题目果然是 “扬雄优于刘向论”。此科张榜，章援为第一名，章持为第十名，李方叔名落孙山。陆游 《老学庵笔记》还记录了故事的结局：李方叔落榜后回家，七十岁的乳母哭道， “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他日尚奚望”，竟于当天夜里自缢身亡。这次舞弊苏东坡成全了政敌，章�兜亩�子独占鳌头，可谓阴差阳错。当然，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北宋朋党之争的产物，政敌用泼污水的方式来贬损苏东坡的清誉。

　　清朝以八股文取士，以严刑峻法防范科举舞弊。咸丰八年 （1858），顺天府乡试正主考官、军机大臣柏葰只象征性地收下请托者十六两银子，就被斩首示众。光绪十九年 （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案，也险些丢掉性命。然而百密必有一疏。据清代诗人樊增祥的叙事诗 《水烟袋歌》所记，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与湖南李拔贡是好友，有一次，在酒桌上，陆润庠安慰落榜的李拔贡： “湖南乡试，要是我做考官，包你中举。”李拔贡请示关节 （暗号），陆润庠正吸烟，就说： “把‘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就行。”没过多久，陆润庠果然成为湖南乡试副主考，写信给李拔贡，特意提醒： “颇忆 ‘水烟袋’否？”李拔贡欣喜若狂，收好信就雀跃而出。老婆见丈夫形迹可疑，苦于不识字，就把这封信带回娘家去参详。李拔贡还有两位连襟，也参加此科乡试，因此沾光受益，其中一位将“水烟袋”三字嵌入试帖最为自然， “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得到较高的名次。李拔贡被两位连襟挤到副榜第一名的位置，只是空欢喜一场。

　　当代高考曾经被寒门学子视为 “公平的决赛”，然而有考试就必有舞弊的定律仍旧牢不可破。 2009年， “罗彩霞案”曝光，这位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的女生，先是身份证被王佳俊盗用，晚一年才上大学，然后是她无法从天津师范大学顺利毕业，教师资格还有可能被取消。罗彩霞心力交瘁，生活举步维艰。直到司法介入，真相才水落石出：多个涉案部门联合操盘，对高考升学制度实施了令人发指的践踏。可悲的是，罗彩霞案并非个案，百度一下， “高考舞弊”竟有三百二十多万个子条目，诸如集体舞弊，请枪手替考，使用微型摄像头、无线耳麦、特制手表，离奇的案例能把聪明人的眼睛彻底看傻。

　　国考（公务员考试）舞弊比高考舞弊的危害性更大，毕竟前者只是读大学，后者则是走仕途，舞弊者一旦青云直上，后果不堪设想。据报载， 2011年，山西长治籍考生宋江明参加山西省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获得笔试第一、面试第一、总分第一的成绩，却因为体检血红蛋白不合格落榜。宋江明自己找了三家医院做检查，结果均显示血红蛋白正常。考生“被贫血”说明舞弊者的权势无往而不利，真正贫血和冷血的是那些主管部门中的内鬼，利令智昏，权令智昏。

　　无论古今，舞弊都是对公平公正的恶意践踏，倘若强势者借助舞弊的手段攫获到更多更好的机会，对弱势群体施加的伤害就绝对不容低估，由舞弊导致的社会顽疾将会像癌细胞不断转移，连化疗都奈何不了它们。在中国，道德滑坡值得引起高度注意，这其中舞弊者作出的 “贡献”自然不可抹杀。当然，邪不压正，那些舞弊者最终总要付出代价的。（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