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闺少女隐藏江南文化记忆

　　古代女性的文稿，大多如同闺阁少女的心事，不是被秘藏于深深庭院的幽静小屋，就是被尘封在年代久远的书箧箱笼，直至湮灭不见。于是，对于古代女性文学的记载和研究，从古至今，也只是断简零篇，不成系统。尤其是女性填曲，更被认为“小道”中的“小道”，边缘人填写边缘曲，不值得一提了。

　　只有到了近代，从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中国妇女文学史话》开始，郑振铎《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冯沅君《女曲家吴藻》等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古代女性曲学研究才算渐露端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明清女性文学，包括女性曲学研究的规模和质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文章陆续出现。而以明清才女云集的浙江为区域，以曲作为主题，探析古代知识女性整体的艺术接受与创作历程，以深沉的人文精神和细腻的女性视角，勾勒并评判时代文化背景，郭梅当属首位。

　　郭梅是一位江南的女子，人文一体，细读郭梅其人其书，皆可品出集“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的洗练与“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纤秾于一体的别样书香。

　　《浙江女曲家研究》分为七个章节，郭梅以细腻婉约的女儿心态，以优美的曲词为每一章、每一节命名，又以睿智严谨的学者眼光，对这些曲作家的生平阅历、文学作品细细搜求，寻找着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文化线索。捧读书卷，有婚姻不谐却襟怀洒脱的吴藻在饮酒读骚，高吟着“我待趁烟波泛画棹， 我待御天风游篷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吴藻《雁儿落带得胜令》）；有虽然嫁为人间才子妇，却聚少离多的林以宁，低问着“渴病茂陵，倦游梁园，知在那方羁留”（林以宁《南越调·祝英台·深闺怀远》；有和丈夫齐眉举案却因为不能生育而为丈夫典钗娶妾的刘清韵，用二十四部戏曲作品书写着理想中的侠女奇男、忠孝节义；也有身逢新旧交替时代，命运沉浮坎坷的陈翠娜，感慨着“授诗书曾怜慧早，翻令浮生能识字种愁苗”（陈翠娜《自题〈望云坠泪图〉》……明清时候那些才华横溢的女性，在郭梅的回望与书写中摇曳生姿。

　　然而，《浙江女曲家研究》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对那个时代那一地域的女曲家做浅斟低唱式的欣赏和回味，书中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严密考论，以曲词创作为脉络，编织出一幅多视角的明清江南女性的生活与艺术创作画卷，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个群体，一个习惯了在江南的烟雨迷濛之中遥岑远目、守望和等待的群体。

　　文献资料和学术论证的优势就在于，和散文小说不同，对文献资料的搜罗整理和援引，基于文献基础上缜密的学理论证，让我们更加具体地触摸到那个时代，更加有真凭实据地确信，那些存在于典籍的某个角落，柔弱而暗淡的名字，她们是如此真实地存在过，不是传说，不是梦境，她们曾经在历史的某个时间，在某一间或简陋或华丽的室内，操劳着柴米油盐、照顾着舅姑儿女，绣余茶后，感受四时的风花雪月，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

　　明清时期的女性在进行曲词创作或戏曲评论的时候，大都以书写情志或闺阁唱和为目的，相比之“男子而作闺音”的创作，作品显示出更加细腻直接的性别体验。而对女性曲家的研究，同样会面临性别与视角等一系列话题。视角，决定着对所研究对象的衡量和评价。郭梅以既作文又治学的女性学者型作家身份，其文化积淀、文学创作体验与自身的性别体验，必然表现在书稿的构思和撰写中，使得她对古代的女性曲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个体意识有更加深切的把握。

　　古人说“天地含情，万物化生”，想必是江南的山水含情，才于古往今来孕育出如斯多皎如明月、灿若星辰的才女们，流传下如许引人低回的绝妙曲辞。而同样生于江南的郭梅在回望与写作之时，想必也充满了对古代女性深沉而会心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