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深谙化古化欧之道 诗才最早为徐志摩所发现

卞之琳1979年致彦火信

　　文坛墨迹

　　彦火(香港)

　　在港台及海外，卞之琳的诗一直为诗歌爱好者所传诵，从未间歇。我觉得中国老一辈的诗人，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曾经提到的艾青，卞之琳应是不二之选。艾青是中国现实派诗人的大家，卞之琳则是现代派诗人的一面猎猎旗帜。

　　余光中对卞之琳的哲理诗，大为激赏。余光中在一篇“诗与哲学”为题的文章中指出，“现代诗中企图表现哲理的作品不少，但成功的不多”，他称颂卞之琳是此中的佼佼者、“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

　　卞之琳 (1910－2000)是原名，他笔名是季陵。今人对卞之琳的名字耳熟能详，倒是把他的笔名淡忘了。

　　“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笔者写《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和编卞之琳的《雕虫纪历》(香港三联书店繁体版)，与他交往较多。最近整理与他来往的信件，共有近二十封之多。其中不乏逾千字的长信。他的字很像巴金的字，像一尾尾小蝌蚪，有点潦草，但细辨之下，还是分明可读的。

　　卞之琳给我的信，涉猎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他的生平、创作生活、代表作、对新诗的创作体会和主张等。

　　卞之琳既然曾经师法闻一多的新格律体，那么他应是属于“新月派”的诗人，为什么又有人将他列为“现代派”诗人呢？笔者曾就此征询过，他在回信中解释道(如下图，划线部分)：

　　我自己写诗最初是发表在被称为“新月派”的徐、闻等人编的《诗刊》上，后来又跟“现代派”首要人物戴望舒相熟，并曾被他挂名列入他所编《新诗》这本刊物的编委会，难怪人家有的把我归入“新月派”，有的把我归入“现代派”。其实，就诗论诗，我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不是吗？

　　“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这句话好像很难理解，其实并不。所谓“两派都是”，是说卞之琳曾与这两派发生关系；所谓“两派都不是”，是卞之琳又能脱出两派的窠臼，在诗歌的创作上，突出了自己的风格。

　　诗才最早为徐志摩所发现

　　在卞之琳早期的创作活动中，徐志摩、沈从文和闻一多三人与他关系最密切。

　　徐志摩是最早发现卞之琳富有诗才的人。一九三一年初，徐志摩到卞之琳就读的北京大学教英诗，看到卞之琳的课外诗作，后来他带回上海与沈从文一起读了，大加赞赏，不由分说，分交一些刊物发表，还亮出了卞之琳的真名。

　　卞之琳深谙“化古”与“化欧”之道，知道如何承继传统诗，借鉴西诗，以探索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建立。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诗歌问题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国古典诗词只有吟唱的传统，而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受到外国诗的影响，才有“为了念”的传统。他说：“这种新传统到今天也不能说不属于我国的民族传统，而照这种新传统写出来的新诗形式也就不能不是我国的民族形式。”

　　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一文就更明确地指出：

　　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分行写，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一则主要在外形上，影响容易看得出，一则完全在内涵上，影响不易着痕迹。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上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

　　卞之琳这段话，意即中国新诗的道路，除了要有纵的继承，也要有横的移植，并且将继承和移植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化古”和“化欧”之道。此外，还说明了只有将自己的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才可开拓中国新诗的发展。这一点卞之琳自己是身体力行的。

　　《雕虫纪历》出版洛阳纸贵

　　屈指一算，卞之琳已走了十三年了。说起与他的交往，除了我做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之外，还有一段因缘。

　　当年我任职香港三联书店的时候，为他出版《雕虫纪历──1930－1958 (增订版)》，其间为出书的事与他通过好几封信。

　　卞之琳在文革复出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雕虫纪历—1930－1958》，此书出版后转瞬间销售一空，洛阳纸贵。但在这本书里，卞之琳把过去写的诗，特别是1939年以前的部分删得太多，难以窥见卞氏诗风全貌。

　　后来我在北京出版家范用的荐引下，提出在香港出版《雕虫纪历》的增订版。笔者曾探询卞之琳，香港版是否改一个书名，况且他把自己诗作以“雕虫 (小技)”自喻，是否谦虚过了头？

　　卞之琳对书名很执着，理由是《雕虫纪历》已打响了招牌，不好改。倒是他同意香港版增加回较早删除的部分，至于“人民文学版”书末所附的英文自译诗十一首则予删除。

　　卞之琳补上的那三十首诗，很是珍贵。照他的说法，“其中《群鸦》和《芦叶船》则完全因为从1934年先后曾在上海和北平的出版社在刊物上登过预告，就以这两首的题目作书名，后来并没有出书，而这两首也只分别在另两本集子里出现过一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卞之琳把题赠张充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装饰集》也收了进去。卞之琳在《附记》中说，是“砍了一首大部分，只留了个尾巴，独成一首小诗”。

　　但事后我对这次出香港版的另一做法，颇感到美中不足。因卞之琳的成就还是不止于诗歌，他是北京大学的西语教授，西洋文学根底很深厚，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包括《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诗选》等等。所以在香港版的《雕虫纪历》删除他的“自译诗”，未免可惜，都怪我当时没有坚持保留这一部分。

　　谈到译诗，卞之琳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在《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一文中，指出时人在译诗时，大都不扣原文，“只顾迎合时尚来译诗，一旦成风，反过来又影响诗创作，彼此互为因果，就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