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中译本首次大规模整理出版 译者已故21年

　　如今，中国作家以“写实”、“非虚构”等方式进行创作。有人认为，这些所谓的“新概念”，与法国作家左拉的自然主义并无根本区别。

　　左拉的自然主义，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并称近代法国文学的“三大流派”。

　　1902年9月25日，左拉因煤气中毒去世。

　　十几天后，1902年10月6日，在浙江东部临海县，一个小山村的阁楼，一个男孩呱呱落地。

　　寄望于“飞黄腾达，封官晋爵”，父亲给儿子取名“毕修爵”。

　　“毕修爵”，18岁成为我国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之一，25岁成为第一位将左拉作品引进中国的译者。

　　因为钟爱左拉，他改名“毕修勺”，——“勺”，“虽小但不能少”，临海话中与“爵”同音。

　　25年牢狱之灾，支撑着毕修勺的，是左拉；至耄耋之年，他翻译着左拉，并在1992年谢世之前，几乎译完了左拉一生的全部作品。

　　本月，毕修勺译《左拉文集》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拉开了序幕——第一批书、中短篇小说和早期长篇小说共八种面世，其中七种为时隔60年再版，长篇小说《克罗特的忏悔》系首推中文简体版。

　　结缘左拉

　　毕修勺父亲早逝，靠母亲操持家务和变卖田产，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1920年，年仅十八岁的他赴法勤工俭学。先在诺尔蒙地特公学学习法语，后于1921年进巴黎核诺汽车制造厂勤工俭学学习法文史地等课程，后转入巴黎高等社会学院学习。他与萧三结为同窗好友。他先后结识了蔡元培、何长工、范长江、郭沫若、巴金、胡俞之、陈步雷、张伯钧，以及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陈诚等等。

　　在法国，左拉笔下法国工人的痛苦，青年毕修勺感同身受。对左拉人人平等的思想，毕修勺甚为欣赏。他曾写道：“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左拉的名著，我一口气读完，边读边流泪……并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先生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6年后，他返回祖国时，所带的唯一财富是五六十卷书籍——几乎全是左拉的。1927年，他的第一部译作《左拉短篇小说集》问世了，他成了第一个把左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

　　毕修勺，是“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倡导者。据其子毕克鲁介绍，1925年回国后，任临海回浦中学教师。1927年提出“教育跟生产劳动相结合”，后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与蔡元培等先生开办了上海劳动大学。1936年还曾与巴金等人创办过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0年，毕修勺第二次留学法国。他特地到巴黎圣维克大街35号访问左拉故居，调查研究，收集有关资料。

　　据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介绍：“左拉是语言大师，他写什么就得像什么，要想像什么就得学什么。譬如，他去过巴黎小菜场，看鱼怎么送进来的；写病人出天花，就去医院待着。毕修勺追求的，是‘最接近左拉的语言’。”为了翻译出来“工人，就是工人”，毕修勺在法国走遍了左拉去过的地方。“左拉为写出天花去过的医院，毕修勺去过；左拉看送鱼的小菜场，毕修勺去过……左拉溜达过的街头巷尾，毕修勺都去过。”

　　“父亲改名，决定了他的一生，勤苦的一生。”毕修勺之子毕克鲁告诉记者。

　　抗战胜利后，凭借其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良好人脉(在共产党方的有周恩来、何长工；国民党方的有陈诚、李石曾、吴稚晖)，毕修勺若想谋得高职，易如反掌。有人请他出任上海市市长顾问，他毅然谢绝。

　　毕修勺的心思，全在“左拉”身上。1946年至1953年，作别政坛的他，全身心地扑进左拉译介事业，前前后后翻译了十多部四百万字。

　　他曾经天真地计算，照这样的进度，再用十年，就可以把左拉作品全译完了。

　　与巴金的恩怨

　　在巴金的文学之路上，左拉是重要的。在《谈“新生”及其他》中，巴金称，正是左拉笔下的精彩，让他在留法期间心生创作的冲动，让“原想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自己的努力方向”的巴金，改变了他赴法的初衷，并步入文学之路。

　　而巴金第一次知道左拉，是从毕修勺那里。据介绍，1927年元旦刚过，一天晚上，已经从法国回国的毕修勺，正在家里忙于《左拉短篇小说集》的翻译。一位大眼睛青年慕名而来，他自报家门，名李尧棠，字芾甘。青年称由于对家庭和现实不满，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请毕先生帮忙。毕修勺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帮忙，还向巴金介绍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兰西文学，尤其是左拉。

　　不仅如此，毕修勺还帮年幼自己仅三岁的巴金办理了出国护照，兑换了法郎，在当年1月15日，亲自将22岁的巴金送至黄浦江码头，登上法国游船公司的“昂热”号游船，并和游轮的法国管事打了招呼，对巴金予以关照。

　　毕修勺老友艾以曾撰文提及，毕修勺与巴金，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同道者。但1949年后，“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时的巴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跟党的号召，认真改造自己，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毕修勺则依然故我。

　　当已与毕修勺绝交的巴金，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有人妄图以毕修勺为突破口，“彻底打倒巴金”。面对威逼，毕修勺选择了拒绝：“虽然我和巴金有过一段良好的关系，但我们已经断交多年。我不能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去陷害别人。据我所知，巴金和国民党没有关系，你们再问一百遍也是这样！”

　　艾以称，毕修勺在特殊年月为巴金所做的坚持，巴金并不知道。1979年6月，在范长江的干预下，77岁的毕修勺“平反”了。结束二十多年牢狱生活，他回到1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继续左拉小说翻译。这期间，艾以、孙大雨、刘衍文、王若望等老友都曾劝毕修勺与巴金重归于好，但被毕修勺谢绝了：“过去的，就过去吧。对巴金，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去法国，我对他的那些帮助，那都是应该的，而且，我帮助过的人，不只是巴金一个人。至于他对我怎样，我并不在意。”他还“祝巴金活能够到一百岁”！

　　视牢狱之灾“减肥、戒烟、锻炼身体的机会”

　　上世纪50年代，错案造成的艰苦岁月里，警察要把毕修勺从家中带走，毕修勺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迂腐”，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求带几本法文版的左拉作品进牢狱。对方回以他一阵狂笑和讥讽。

　　在“肃反”中，获悉自己可能被判死刑的消息，他仍能呼呼大睡。多年后，儿子毕克鲁问老父亲，真不怕死？毕修勺说：“抗战时，我被日本炸弹差点炸死，被救回来，现已多活20多年，有了你这个儿子。人总是要死的。如生恶病，痛苦时间长，且连累家人，倒不如枪毙，时间很短。这样死去，也没什么不好！”

　　对坐牢、劳改，毕修勺视之“减肥、戒烟、锻炼身体的机会”。刚惹上牢狱之灾时，太太给邓颖超写信求助，之后毕修勺被问“要不要当个官”，毕修勺说：“八年抗战，写抗战时评，头发都掉光了，我还当什么官？”

　　25年过去了。1979年6月，因范长江干预，毕修勺才获彻底平反出狱。

　　再度可以翻译左拉作品时，毕修勺老矣。辨别那细小弯曲如爬虫般的法文字母，他必须借助老花镜。但毕竟回到久违的书桌，重新进入左拉的世界了。

　　研究巴金的陈思和，在1982年与毕修勺结识。“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70多岁的老人毫无架子，讲当年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颖超在抗战的时候一起工作，讲得眉飞色舞。”但当被问及他翻译的左拉何时可以出版，毕修勺脸耷拉下来了。

　　“他讲的三句话，我迄今记得。”陈思和说，“第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第二句话，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第三句话，这个书不出版，不是我的损失，是中国读者的损失。”

　　毕修勺对陈思和说，“我就是学左拉的。”左拉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安排了40年的工作——两年一本小说，坚持不懈。“写什么，都定好主题了。”学习左拉的毕修勺，“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最辛苦的、最难的先译。”

　　到1991年他89岁之际，毕修勺已有约1000万字、30部作品的译文脱手。1992年，故人西辞黄鹤去。“多半不会畅销”的左拉译本，正整齐地“束之高阁”，任其“沾满灰尘，发黄变脆，虫咬鼠啃”。

　　在毕修勺的译笔间，常常能窥见他自己：“这就是今天，在我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刻，我为什么时常盼望我能逃避到偏僻的一角，在百花盛开的江边和两棵老柳树的枝干中间，过着恬静生活的理由。”文/本报记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