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帝善纳谏：太祖不因诘问发怒 神宗落实得力

　　纵观北宋九位皇帝，昏庸无道者有之，勤政务实者也不乏其人，后世对他们的评价，总体上也是好多恶少。比如宋太祖的英武大气、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创新进取等，常为后人所乐道。同时，这些皇帝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听得进批评与建议，善于纳谏。

　　宋太祖：不因诘问发怒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武装后，想重新找一将才统帅禁军，他想到了符彦卿。符彦卿原是周世宗柴荣手下一名虎将，南征北战，军功累累。宋太祖取后周而代之，符彦卿俯首称臣，宋太祖加封他为太师。作为太师，名位已盛，再授禁军，恐尾大不掉，重新埋下武夫乱国的隐患。为此，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赵普多次谏阻。

　　但宋太祖主意已定，而且拟好了任命文书，交下面传达。赵普听说后，自作主张，从有关部门截获了任命文书，揣在怀里，又去找宋太祖，谏阻说：“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宋太祖见赵普老是拿符彦卿说事，不高兴地说：“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他自认待符彦卿不薄，符彦卿决不会忘恩负义、背叛自己。赵普见皇帝执迷不悟，便抬高声音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是啊，周世宗也待你不薄，你不照样取人江山？!面对这种直言不讳的诘问，宋太祖竟出人意料地没有发怒，反而在沉吟片刻后，听从了赵普的建议，取消了对符彦卿的任命。(事见《宋史·石守信传》)其实，不单为符彦卿加官一事，之前的“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决策，也无不是宋太祖纳部下之谏的结果。

　　宋真宗：“提着脑袋”纳谏

　　宋真宗是个爱慕虚荣、沉迷个人崇拜的皇帝。不过，他在即位前期还能励精图治，并开创了“咸平之治”，给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和发展。这期间，他对大臣的建议，也能做到言听计从。

　　据《宋史·寇准传》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20万大军南侵，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前线告急。宋真宗问计于群臣，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迁都成都，他们都主张迁都。宋真宗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愤怒地说：“谁为陛下出此下策，罪不容诛啊！大敌当前，倘若迁都逃跑，必致人心崩溃，敌人乘机直入，天下还如何能保？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陛下御驾亲征。”

　　权衡轻重、利弊之后，宋真宗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决定亲征。澶州位于黄河北岸，当宋真宗率军浩浩荡荡抵达黄河岸边时，发现隔岸的澶州城战火弥漫，杀声震天，宋真宗内心害怕，犹豫不前。寇准再劝宋真宗说：“李继隆、石保吉二将摆阵在辽军左右，呈夹击之势，各路援军正快马加鞭而来，在这关键时刻，陛下倘若疑而不进，势必坐失良机。”

　　在寇准的说服下，宋真宗北渡黄河，深入战争最前线。将士们听说皇帝亲临火线，顿时士气大振，冲锋陷阵，连连告捷。辽军败退之际，只好请求与宋朝议和，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宋辽边境从此开始了百余年的和平友好。尽管结局证明了寇准建议的正确性，但从惊心动魄的过程来看，宋真宗听从建议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正如后来参知政事王钦若向宋真宗进谗言时所说，寇准建议御驾亲征，其行为无异于把皇帝“孤注一掷”，也就是说，这次，宋真宗是提着脑袋在纳谏。

　　宋仁宗“屈从式”纳谏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他对待意见和建议的态度，如同他的性格，宽厚而又仁慈，只要合情合理，必然接受。而且，每当自己不小心犯了错，大臣们谏阻，他甚至还会收回成命，忍气吞声地屈从。最著名的例子是，他要任命爱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御史包拯以“不可骤升”为由，不仅当场反对他的提议，还因说话过于激动，溅了宋仁宗一脸唾沫星子，让他极为尴尬。即便如此，宋仁宗还是取消了任命张尧佐宣徽使的决定。

　　王巩在《闻见近录》一书中，还记载一件宋仁宗遣散宫女的故事。庆历年间(1041-1048年)，谏官王素听说武将王德用向宋仁宗进献了几个美女，被宋仁宗“笑纳”后，便向宋仁宗提出批评。宋仁宗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卿从何得知？”王素说：“作为谏官，进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风闻之事，亦当规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陛下何必追问臣从何知的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王德用进献美女，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的左右，而且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陛下与她们疏远，留下倒也无妨。臣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猛然醒悟，连忙吩咐近侍说：“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三百贯钱，马上遣散出宫，完事后急速回报！”说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王素反倒不好意思地说：“陛下既以臣的进谏为然，遣散她们何必如此之快？可回宫后慢慢遣散。”宋仁宗说：“朕虽帝王，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不马上处置，届时见她们涕泣，朕恐怕又不忍心了。”不久，近侍便回报说，宫女已经遣散，宋仁宗脸上再次露出了难过的神色。

　　宋神宗：听得最深、落实最得力

　　而宋神宗作为一代改革之君，他对于大臣的建议是听得最深、落实最得力的。

　　比如他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推行“熙宁变法”，尽管反对者甚众，但他一以贯之地把变法政策执行到自己去世离任，前后整整十六年，其态度之坚决、信念之坚定，历代君主中少有。

　　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闲录》中，曾记载过一桩宋神宗纳谏的趣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因为陕西前线用兵失利，宋神宗下令处死一名负责粮草的灌运官。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出问斩灌官，今日可否执行？”蔡确回答说：“臣正打算回奏此事。”宋神宗奇怪道：“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未杀过士大夫，臣等不希望从陛下开始。”宋神宗想了想，说：“那么就刺面，罚配至偏远蛮荒之地吧。”门下侍郎章懔接过话头说：“这样，还不如杀之。”宋神宗问：“何故？”章懔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大怒，声色俱厉道：“朕难道快意的事都做不得一件？!”章懔不紧不慢、不咸不淡地说：“如此快意，不做也好。”最后，宋神宗只得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免去了灌运官的死罪。尽管这个史实涉及北宋的赏罚政策，不好用结果去推论决策的正确与否，但宋神宗从谏如流的性格，却可见一斑。

　　当然，皇帝纳谏，还得讲究目的。前面几位皇帝所纳之谏，不是关乎社会发展，就是关乎国家安危，自然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帝王，倘在个人享乐和私欲满足上“从谏如流”，其结果就大相径庭而适得其反了。像后来的宋徽宗，听从蔡京、童贯等人的意见，成立物品造作局，制造珍玩，专供皇室享乐；通过“花石纲”，遍搜奇花异石，运至京城赏玩；还建“艮岳”，铸九鼎，祀园丘……其搜刮民财、贪图享乐的花样不胜枚举，导致生灵涂炭，民怨沸腾，老百姓揭竿而起，金兵乘机南侵，最后，国都被占，皇帝被俘，北宋随之灰飞烟灭。

　　所以，纳不纳谏是个态度问题，以什么目的纳谏，则是个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没把握好，不但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国破家亡。(文/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