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经历：父母获周恩来道歉(2)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