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青少年时代曾目睹家庭从小康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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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叶小纲：现实伤害了我们每个人

　　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第一次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办一场个人的交响作品音乐会

　　本刊记者/马海燕

　　9月22日，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第一次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办了一场个人的交响作品音乐会。58岁的叶小纲是这次音乐会的主角，此次离他赴美求学时已26年。中间虽然来来往往许多次，但终不及这次音乐会对他的意义非凡。

　　叶小纲将这次音乐会定名为“中国故事”。

　　20年来，叶小纲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写了大量不同题材、类型的音乐作品。此次美国音乐会首演的《喜马拉雅之光》，他5次前往西藏，包括一次去尼泊尔的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

　　“我要为西藏的九大圣湖都做一首室内乐，现在已经完成了6首，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另外还有两首管弦乐作品《地平线》和《西藏之光》以及几首描绘西藏美丽的经幡与冰川的室内乐作品。”谈起作品，叶小纲滔滔不绝。

　　叶小纲介绍说，《喜马拉雅之光》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主题，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以及生命的本源与终极意义，强调精神与心的力量，它因此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作曲大奖，也是唯一一位中国作曲家获此奖项。

　　此外，音乐会还将演奏他的另两部代表作品《大地之歌》《最后的乐园》。

　　《大地之歌》与马勒的《大地之歌》同名却异质，作品歌词完全采用唐诗原句，却不拘泥于古意，是作曲家对中国古诗的还原与再创造。

　　“在伊斯曼音乐学院时，有一回去纽约在林肯艺术中心前留影，当时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我能来这里开场个人音乐会……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小小的憧憬居然变成了现实。”回想年少时的梦想，叶小纲不得不感慨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小康坠入困顿

　　很多人知道叶小纲出身“音乐世家”，4岁开始学钢琴。但很少有人知道其父叶纯之被称为“香港三大音乐才子”之一，为一百多部电影配过乐，在没有严肃音乐圈的香港，叶纯之称得上红得发紫的明星。其音乐捧红了费明仪、王若诗等当时一批著名的歌唱家。

　　1954年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叶纯之回国，在叶小纲的记忆中，父亲因“潘汉年案件”的缘故，被审查继而下放农村劳动。在劳动中，因别人锄头脱手，砸在他眼睛上， 30出头的父亲永远失去了右眼。

　　此后的20多年，叶纯之再没有接触过音乐。伤后他做了统计员，“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因会日语得以分配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翻译专业资料，并出任业务负责人。直到1978年回到上海音乐学院。

　　叶小纲的青少年时代目睹了整个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现实。西装、手表……一件件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最后只剩下一架钢琴，卖不掉又被抬回来。

　　比物质上更难以接受的是精神上的被隔离，红小兵、共青团等等所谓的组织都与他无缘。“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你踏入社会的资格。”叶小纲称之为“一种羞辱”。

　　恢复高考之前，叶小纲在乡下呆过一年，工厂呆了六年。在工厂他干的是钳工，“说具体些，是白铁工，用榔头和木桩敲白铁皮，敲不准砸在手上是常有的事，而那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多年后，叶小钢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工人的那段生活时，除锻炼了意志这句积极评价外，更多是感慨。

　　叶小纲只能每周回家后，周六练两小时琴，周日练八小时，练琴的原因很简单，“考上文工团可以改变人生。”总政、海政、空政、铁路、煤矿等等当时所有的文工团他都考过，但最后都卡在了“政审”上。

　　1993年叶小纲把这段经历放进了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最后的乐园》的创作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与我的家庭几乎从来没有过幸福的时光，那是中国的‘文革’时期，不仅我与家人都受尽屈辱，甚至为了一块饼、几把蔬菜，我也要天不亮就去排长队购买，很多时间是无功而返。我从童年开始就从来没有认为生活是幸福的，人生就是受苦，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消失过。”这次，这部作品此次也被他带进了纽约艺术中心，可见它在作曲家心中分量之重。

　　清澈单纯的大学时代

　　1978年父亲回到音乐领域，23岁的叶小纲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父亲鼓励我来北京，认为上海还是小气些。”

　　那一年，原本录取10人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再扩招，“破天荒”地招收了31个学生。

　　叶小纲很快脱颖而出，当年和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并称为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

　　1981年，26岁的叶小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开了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演出曲目有周广仁教授弹奏的《岱雪》、夏小曹等演奏的《弦乐四重奏》，还有他根据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写作的《这红色的雪》《果子熟了》等。此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自己开作品音乐会蔚然成风。

　　多年后，叶小纲在世界各地开的作品音乐会自己都记不清了，但仍对当年的那场条件简陋的音乐会记忆犹新。没有演出费、劳务费，也没有天价门票，打声招呼就来，都是为了音乐，这样纯粹的音乐会现在难觅踪迹了。

　　1984年，叶小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派出的青年艺术家代表，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地区艺术节及作曲家大会，并在当地首演了新作《西江月》。这位29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其现代风格很快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国际音乐节的邀请纷至沓来。香港同行因为他引发了中国第一次作曲家会议，大陆、台湾、香港各派十名作曲家参加。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中国，能写出现代的音乐，叶小纲说归结于“那个求知若渴的年代”。当年，英国作曲家格尔莱在中央音乐学院讲了一个月课，每节课都是浮光掠影，但充满了国际上流行的各种流派、名词，课后他再查书、查资料，顿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看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叶小纲说那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是每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应会经历的。

　　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现在的形象有些不满，“前一阵为了拍音乐会广告，我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那么沉重与沧桑，想装都装不出来。这说明现实中的丑恶确实影响甚至伤害了我们每个人。”虽然年近花甲之年，叶小纲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年轻。

　　作曲家不该在作品中投射自己的情绪

　　1987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做了四年教师的叶小纲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那时他已经拿到美国“齐尔品作曲比赛”第一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奖”，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完成了《湘女潇潇》等电影的音乐创作。

　　但到了美国，文化冲突、语言不熟、环境陌生，让他写下了人生中唯一一部投射个人情感的作品《冬》。尽管1991年《冬》获美国“哈沃德·汉森”奖，叶小纲仍然认为，伟大的作曲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投射自己的情绪。

　　与谭盾、陈怡等人赴美深造后留在美国不同，叶小钢选择了回国。那时中国刚刚举办完第十一届亚运会，举国弥漫着自豪感。叶小纲也深知自己在国内还有些知名度，如果去国弥久，人们对他恐要忘却了。而在美国个人生活条件虽然不错，但事业上却要从零开始。

　　出国七年后，他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继续任教，“我在国内基本没动窝，忙得不得了，直到十年后作品开始亮相美国舞台。”叶小纲说的十年指1994年到2004年。

　　叶小纲的作品也在那十年全面开花。除了在中国各地举办个人交响乐音乐会，他还为《半生缘》《洗澡》《玉观音》等众多电影配乐。叶小纲承认，写影视剧作品“非常easy”。

　　和谭盾因为电影《卧虎藏龙》一举成名一样，叶小纲也因这些热门影视剧为观众了解。如今他已经褪去了早年在电影中要凸显个人技巧的年轻气盛，而是规矩地创作导演想要的音乐。

　　但个性总会在某些地方冒出来。那段时期他还接受了许多“特殊任务”，许多受命于地方政府的“命题作文”，让他屡屡获奖。叶小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有单位找到他写《长城》时，想让他写成《黄河》那样气势雄壮的作品，但他拒绝了。

　　回国后，叶小钢作品越来越多民族风格。《释迦之沉默》《悲歌》《山鬼》《九乱》《羊卓雍错》《纳木错》……伴随中国的崛起，这些有着明显中国符号的音乐也越来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这些年叶小纲越来越忙，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现代音乐节艺术总监……每次出席各种活动，都带着一长串头衔。

　　年近花甲的他还同时教着从本科到博士十多个学生，他不像个即将退休的人，而像个分身有术的管家。或许音乐真的使人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