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擦肩诺奖的文学“飞鸟”(图)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与妻子阳子

　　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

　　随着今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发布，此前被广泛看好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失之交臂。

　　村上春树以喜欢马拉松、爵士乐、猫和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而知名，是中国读者极为喜爱和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说饱受欧美文化浸染，文字轻盈、简约、节制、流畅，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曾倾倒了无数中国文青。村上春树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连续多年入围预测榜前列，但遗憾的是每一次都与诺奖擦肩而过，被媒体称为“最悲壮的入围者”。

　　“问题少年”的作家路

　　村上194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学校的日语老师。关于自己的身世，村上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生在关西长在关西，父亲村上千秋是京都一和尚之子，母亲村上美幸是船场一商家之女，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关西种。”

　　受家庭熏陶，村上春树非常喜欢读书，他回忆说：“我家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只是父亲喜欢书，允许我在附近书店赊账买自己中意的书。当然漫画、周刊之类不行，只限于正经书。但不管怎样，能买自己中意的书实在让人高兴。我也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像那么回事的读书少年。”身为国语教师的父亲有意识培养村上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兴趣，但他却始终未能入道，相反对西方文学却情有独钟。据村上回忆：“当时（1960年代初）我家每月让书店送来一册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和一册中央公论社的《世界文学》，我便一册接一册地看，如此送走了中学时代。由于这个缘故，我的读书范围至今仍只限于外国文学。或许可以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吧，总之最初的机遇或环境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喜好。”

　　然而这位读书少年却不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进入中学后，村上常因不用功而挨老师的打。后来他承认当时自己内心相当叛逆，“不想学的、没兴趣的东西，再怎么样都不学”。读高中后村上的逆反心理更严重了，整日和女生厮混，抽烟、逃课，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个“问题少年”。但村上的文学素养很高，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还翻译自己喜欢的美国惊悚小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村上疯狂地迷上了爵士乐，常常饿着肚子将午餐钱省下来买唱片———他对爵士乐的痴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968年，村上到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这时他染上了那个时代青年的通病：泡酒吧、喝酒、徒步旅行、露宿街头，有时还接受陌生人的施舍。

　　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村上春树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高桥阳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决定厮守终生。1971年，22岁的村上决定休学与阳子注册结婚。小夫妻白天到唱片行做事，晚上在咖啡馆打工，经过几年的打拼，两人在东京西郊开了一家爵士咖啡馆，白天卖咖啡，晚上当酒吧。这是村上春树一生中最静谧、幸福的时光，他一边经营，一边读书，一边观察，生意也越来越顺利。

　　这时，村上春树又做出了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写小说。后来他忆及此事时说：

　　1978年4月，有一天我突然想写小说。……当天下午我正在看棒球，坐在外野区，一边喝着啤酒。……我最喜欢的球队是养乐多队，当天是和广岛队比赛。养乐多队在一局下上场的第一棒是个美国人，大卫·希尔顿。……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当年的打击王，总之，投出的第一球就被他打到左外野，二垒安打。就是那时我起了这个念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

　　球赛一结束，村上就买来了钢笔和纸开始创作。每天当爵士店打烊后，他就伏在书桌前，“在爵士乐的沐浴下，诉说一种村上式的孤独和忧伤”。几个月后，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问世，后来这部小说获得1979年群像新人奖——— 这个很好的开端对村上激励甚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81年，村上春树卖掉了经营多年的爵士店，走上了专业写作之路。1986年，村上与妻子赴欧旅居三年，期间创作了让他一举成名的《挪威的森林》。这本书在日本销量多达数百万本，后又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奠定了村上春树在日本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小说里的

　　中国元素

　　村上春树在中国知名度极高，他的小说在大陆被视为“小资必读”。对于村上作品在华语世界的热销，东京大学汉学教授、日本知名文学评论家藤井省三回忆说：“十多年前我去台北访学，在寄宿的朋友家放下行李，便跑去诚品书店（我觉得那是全东亚最漂亮的书店了）。到了书店一进门就是大大的村上春树专柜，上面摆满了台湾译本，我看了很惊讶，其他的日本作家真的没这个待遇。”

　　中国读者喜欢村上，村上也对中国情有独钟，在他的小说里经常看见中国元素，《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等都有中国人的形象。在《去中国的小船》中，“我”丢失了楚楚可怜的中国女孩，只能每天坐在港口遥望地平线，苦等去中国的小船；还有小说《天黑以后》，讲述了一个中国女孩在东京6个小时的故事，发人深省。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这些中国印迹，村上春树解释说：“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在大学时被征调当兵到中国大陆，他的人生因此而发生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的风土人情。……对我而言，‘中国’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记号’。”

　　其实除了村上的说法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学和作家对他的熏陶。据说村上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藤井省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村上回答说零星读过一些中国的经典名著，没有什么系统，不过很明确地说他记得鲁迅。而他阅读的时间很可能是在60年代初。当时村上家每月都订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用村上的话来说‘我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地读着，度过我的十几岁时光’。而在河出书房的这套《世界文学全集》中，第47卷就是”鲁迅、茅盾选集“，里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铸剑》、《阿Q正传》等代表作。”据藤井省三考证，村上短篇小说《完蛋了的王国》中的Q氏就有鲁迅笔下阿Q的影子。

　　林少华眼里的

　　村上

　　村上春树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受到众多读者的推崇，除去其作品本身精彩的原因外，还与翻译有着很大的关联。村上作品的简体中文译者林少华曾对媒体说：“是较好的中文译本赋予了村上文学第二次生命。很难设想蹩脚的翻译会使村上热销二十五年之久。这也是学界和读者中的主流看法。”

　　林少华是位风流儒雅的山东汉子，留日出身，现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书，目前已翻译村上小说34部，大陆出版的村上作品几乎都出自他手，在翻译界有“林家铺子”之称。林少华浸淫村上春树文字多年，以优美的行文，典雅的意境而受到读者的追捧，以至于有村上粉丝疾呼“非林译不读”。但也有学者质疑林少华对原作做了太多粉饰，背离了作品原有的意境，对此林少华回应说：“翻译不是一字一句的对换，而是意境与总体的对应。”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林少华与村上的接触并不多，他从1989年开始翻译村上作品，20多年来只见过村上两次：一次是2003年受媒体委托去东京采访村上；一次是2008年到日本参加“东亚和村上春树研讨会”。林少华眼里的村上春树，是个腼腆、真诚的阳光大男孩：“日本人对着装十分讲究，尤其见客人时往往西装革履，一派庄重。但村上不是那样。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紧身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套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中等个头，由于跑步的关系，身体显然很结实，加上小男孩发型，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见到我，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对我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表示感谢。总的说来，见面的感觉和想象中的差不许多，自然、真诚、不造作，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最后我请他为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写序，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对于村上春树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林少华一直持肯定态度，但他认为2013年不太现实，因为去年的诺奖已经颁给了中国的莫言，今年不可能再颁给一位亚洲作家，许多学者、专家也持类似看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村上的作品过于通俗，与诺奖评委的审美趣味背道而驰。对此林少华并不认同，他觉得村上作品是具有智性和审美追求的严肃文学，表面虽然也存在通俗的元素，但内涵并不通俗。

　　知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近日在回答《瑞典日报》记者提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也希望，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行列中有这样一位作家，一位轻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宽阔的叙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达人们心中飘浮着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隐喻和修辞，丰富和拓展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总的来说，诺奖的习惯性错误就是错过轻逸和轻盈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一定程度上还有卡夫卡。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选择巨兽还是选择飞鸟。”

　　李敬泽心目中的“飞鸟”其实就是村上春树，但瑞典文学院没有选择这只“飞鸟”———此时我们别无办法，只有送上一句村上曾经讲过的话：“诺贝尔奖并不重要，读者才是重要的。”（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