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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赋闻名 查看下一页

2014年02月18日 14:1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参与互动(0)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王朔:离开大院的日子

  37年前,周大伟和王朔分别从北京31中、北京44中毕业,成为北海舰队的新兵。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同在北京城,经历的事儿大同小异。“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好在扭曲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些人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轨道上硬生生拉扯出来,而那些从没被扯疼过的人,很多就像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还没回过神儿来,便已经失去了在新时代抗争的能力和勇气

  本刊记者/滑璇

  像往年一样,周大伟在2014年春节将近时,候鸟一般从美国加州飞回北京。他下意识地想去看一看《私人订制》,却发现几家影院都已下线。与葛优、冯小刚相比,他更关心王朔。网上如潮的恶评,并不影响他对电影的期待。

  37年前,周大伟和王朔分别从北京31中、北京44中毕业,成为北海舰队的新兵。二人中,一个来自三里河附近的一机部汽车局大院,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成长于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是典型的部队子弟。

  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同在北京城,经历的事儿大同小异。周大伟认为,那个年代违背了当时流行的哲学理念,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也无法获得正常的成长机遇,“外因成了决定因素,内因成了变化条件”。用王朔的话总结,则是“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

  好在扭曲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些人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轨道上硬生生拉扯出来,而那些从没被扯疼过的人,很多就像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还没回过神儿来,便已经失去了在新时代抗争的能力和勇气。

  周大伟和王朔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拐点,却都属于前者。他们都与绝大多数当年的战友失去了联系,但两人之间仍时断时续地保持着电话联络,偶尔还会在北京城里一起坐坐。

  军营岁月

  有时,人生如同海上行舟,有人扬起风帆,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原地打转。起落沉浮,身不由己。

  距离青岛数十华里的即墨(现属青岛市管辖),有一个叫南泉的海军训练基地。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海军新兵被送到此地。经过近一年的新兵训练和专业技术训练后,再被派往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上服役。

  1977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120名来自北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这里。这些年轻人身穿藏蓝色的冬季海军服,满脸兴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当兵才是应届高中生的最好选择,不仅可以逃过上山下乡,复员后还能返回原籍。周大伟和王朔也在这趟列车上,尽管互不相识,但身为海军的幸运与自豪并无二致。

  在新兵连,王朔因为过人的“神侃”天赋远近闻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受邀到周大伟所在的班级表演。那天,王朔给周大伟的第一印象是“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但一笑又好像一脸的坏水儿被拧出来了”。当天,来自大院的王朔满口名人趣事、军事典故,其间还不乏男女荷尔蒙之类的医学名词,几乎把周大伟和战友们“侃晕”了。

  后来,周大伟和王朔都参加了中队的宣传小组。借出板报的由头,他们一起逃过队列训练,钻过熄灯号的空子。周大伟发现,王朔对事情的认识和判断又准又狠,眼界远超同龄人。再加上他骨子里透出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劲头儿,到了哪,都是个刺眼的人物。

  由于过于特立独行,部队里很多人对王朔并不欣赏。但周大伟不这么看,他认为王朔绝顶聪明,是个“精灵一般的人”。

  和王朔比,周大伟似乎正好相反。尽管内心中同样自视甚高,但他并不张扬,也从不惹事。他是那种从小就很乖的孩子,好强但听话,成绩好却不怎么招人嫉妒。对一些士兵讨好上级、假装刻苦训练的功利行为,他也看不顺眼,但不会在言语中表露态度。

  新兵连结束后,王朔和战友孙东平被调到青岛市区,一个去卫生学校学护士,一个去水兵俱乐部做炊事员。周大伟则和100多战友留在封闭的基地,继续学习航海和操舵。

  数月训练,基地大门紧闭,几乎与外界隔绝。一次,因为要进行大型队列训练,场地不够,士兵们破天荒地在营区的围墙外训练。走队列时,远处两个村姑包着花头巾、提着竹篮子走进视野,士兵们的步法一下全乱了。副中队长气急败坏地大吼:“刚才谁看了,站出来!谁看了?站出来!”其实所有人都看了,只是离得太远,压根就没见到正脸儿。

  离开北京数月,周大伟开始感受到文革结束后社会生活的剧变。从亲友来信中,他了解到,北京城里放映了久违的西方电影,各种世界文学名著重新印刷。

  1977年夏,这股气息四处弥漫,传到军营。一天,战友们正在沙坑前练习单杠,不远处的一个男人一下吸引了周大伟的眼光。这是一个战友的同学,专程从北京赶来探望。周大伟发现,这个同龄人穿着尖头皮鞋、藏青色西裤和一件夹克衫。他悠哉游哉地站在场外,看着战友们做着拉上、放下,再拉上、再放下的机械性动作。周大伟隐隐感觉有点儿不对。突然间,他明白了,是自己初为军人时的优越感正在迅速消减。他开始羡慕这个无拘无束的“地方老百姓”,心中五味杂陈。

  那年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在与家人和同学的通信中,周大伟得知整个北京都沉浸在备战高考的氛围之中。周大伟过去的同学、身边的亲友,只要有条件都准备试上一把。他自己也在思考,要不要追赶 “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可惜,军人不是自由之身,周大伟不能参加高考。他甚至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在了后面。

  各奔前程

  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周大伟结束了军舰上的实习,成了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的一名助教,不再出海。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战友裴真。

  当时的军人要想参加高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部队推荐;二是有时间复习。周大伟和另外一名叫裴真的战友,是那120名京籍水兵中符合条件中仅有的两人。1979年春,他们开始复习准备。他们白天给新兵上课,晚上就猫在屋里埋头苦读。等所有营房都成了黑漆漆的一片,他们的宿舍还亮着灯。

  那年夏天,周大伟考中了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裴真没有参加这次高考,也放弃了投考军事院校(由军队内部出题,比较容易录取)的机会。他的家人希望他早日退伍回京,准备报考地方大学。

  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周大伟在青岛市区的水兵招待所门前再次遇到王朔。他参加高考的消息,也传到了王朔耳中。那次见面,王朔主动问起高考的事,而且破天荒没有调侃。从王朔的表情,周大伟看出了他对前途的担忧。

  不过,对于大多数北京籍士兵来说,那根变革的神经尚未觉醒。

  海军当时有个规矩,水兵复员时要上交一套大衣、手套、皮鞋。很多人复员前就想法设法找到一套旧装上交,而把新装后压在箱底不穿,等着临走时带回家炫耀。对于这些人来说,理想依旧简单,海上日子再苦,只要熬到年头复员回家,就能找个工厂当工人。

  在西政,周大伟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同学,很多人来自基层的农村和工厂。在周大伟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后都走向了成功,同学聚会时,席间不乏省部级的高官、全国知名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律师。

  有时,周大伟会想,在他人生的多个转弯中,高考或许是角度最大的一个。

  对于裴真而言,周大伟的离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1980年初,几经周折,裴真如愿复员回京。

  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高考补习班,裴真意外碰到了同样复员回京的王朔。据裴真回忆,王朔常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女生小声说话,有时还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时,王朔正在白塔寺附近的一家药品批发商店担任业务员。当兵时,他就对打针、抽血之类的事情不太擅长,总要在病人的胳膊上扎两次才能找到血管。换了地方、换了岗位,他依然提不起兴趣,也不怎么好好干。据传,商店的女团支部书记要找王朔谈话,还没进入正题,就被他逗得咯咯直笑,合不拢嘴。1983年,王朔下狠心辞职,成了一个没工作、没收入、没单位的人。“那时,他只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他决定从此以写作为生”。

  经过一番努力,裴真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周大伟则在大四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他回绝了北海舰队军事法院助理法官的任命,从重庆再次回京。而当年的那些战友,不少成了岗位工人,还有人当了出租车司机。

  自从1977年高考恢复,文革时风光无限的北京复兴路便归于沉寂,泯然众人。当年扬名立万的军队大院子弟,在高考这场新的战役中节节败退,失去了半壁江山。与此相反,三里河的国家部委大院、中关村的高校大院,作为一股新势力在京城迅速崛起。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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