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方与影院合谋"偷票房"：二三线城市成重灾区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于日前联合发布通报，针对国内15家影院不同程度偷、漏票房行为进行惩处。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受处罚的15家影院都集中在二三线城市。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近些年来“偷票房”现象可谓愈演愈烈，尤其是正处在市场培育期的二三线城市，已俨然成为“偷票房”的重灾区。久而久之，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国产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

　　暗中调高分账比

　　影院、片方做“双赢”买卖

　　今年初，电影《爸爸去哪儿》在赢得高票房的同时，曾因被“偷票房”而引发业内外的广泛热议，有热心网友更是在微博上不断晒出电影票房“被偷”的证据。其实,“偷票房”在业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影院与片方频频暗中上演“张冠李戴”的戏码？

　　电影导演王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报料，众所周知，片方与影院在针对国产电影票房进行分账时所通用的比例是43:57（即片方拿走总票房的43%，院线拿走总票房的57%）。而影院之所以会冒着被查处的风险，与某些片方合作偷其他电影的票房，主要原因也恰恰在于这个分账比例上。“以我此前知道的某部影片为例，双方对偷来的票房进行分账，院线最高可拿到65%的票房分成。”

　　王先生解释，从表面上看，65%比57%貌似不过是高8%，但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设影院与片方总共偷来了1000万元的票房，8%就是80万元。这凭空多出来的80万元，如果单靠影院卖爆米花加饮料的30元套餐，至少要卖将近3万份。 尤其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影院来说，尽管基础设施基本到位，但由于当地观众的观影习惯以及市场环境都尚未培养起来，许多影院的经营状况只能用“惨淡”二字形容，“从某种程度上说，与片方合作‘偷票房’已经成为其维持收支的‘固定方式’”。

　　为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河北省沧州市某影院，当被问及影院的经营状况时，该影院负责人刘先生无奈地表示：“影院去年翻新落成，原本以为靠市场大环境带动，营收状况也会不错，但谁想到事情恰恰相反。”去年该影院所有在职员工10人左右，如今只剩下4名。即使是周末，来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也是屈指可数。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二三线城市中像河北省沧州市这家影院经营惨淡的比比皆是。

　　王先生表示：“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偷票房’现象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的影院中。有的影院为了维持经营，采取某些特殊手段也是无奈之举。而对于片方来说，不管投来的票房是多是少，至少能让自己的电影票房成绩会相对好看，最重要的是只有票房成绩好看，才好向投资方交代，所以说‘偷票房’对于影院、片方来说，绝对是双赢的买卖。”

　　手写票、套餐票

　　小手段“圈走”电影大票房

　　要说起“偷票房”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其中，能被观众所直接接触到的方式莫过于“手写票”。所谓手写票，就是指观众所拿到的电影票上的片名、价钱等相关信息并非机打，而是由影院的工作人员在一张空票上手写上去的。

　　“不论你卖出去多少张票，票款都不会被计入到该片的总票房中，而最终会被转移到别的影片身上。”影评人刘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还有一种情况是观众拿到的电影票上明明打印的是A电影，却被工作人员用笔改成了B电影。这类情况下，就说明是A电影偷了B电影的票房。

　　“过去，被偷的电影往往是同档期中较为热卖的一部，因为越是这样的电影，越不容易发现其票房被偷。就拿《人再囧途之泰囧》为例，观众最后记住的是这是一部有着13亿元票房的电影，至于13亿元零几千万、几百万，就很少有人在乎。而这几千万、几百万，对于那些票房表现相对较差的电影片方来说，却如同救命稻草。”刘畅如是说。

　　某影院相关负责人路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偷票房’有时候是影院与片方联手。有时候影院为了减轻自身的经营负担，会自己主动采取措施。比如套餐票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

　　所谓套餐票，就是影院会推出类似于100元包含电影票和爆米花、可乐的套票。“对于观众来说，这要比单买划算。而影院通过利用国家对于电影最低票价的相关政策，比如明明30元卖出的电影票，最后会向片方说是60元卖出的，从中赚取票房的中间差。” 路先生解释。

　　除了手工票、套餐票之外，影院自行安装“双系统”，对电影票房进行瞒报，或是通过后台操作，使电影单个场次的实际票房通过映前紧急“退票”的方式，不计入票房统计系统中的现象也不在少数。

　　普及“定点发行”

　　让票房幕后黑手无可乘之机

　　在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群飞看来，“偷票房”会严重挫伤电影创作者的积极性，作为影片的制作方，辛辛苦苦筹备很长时间拍摄出来的影片最后票房却被别人偷去，谁还愿意做电影呢？而对于院线来说，如果没有了好的电影，又还有谁会走进影院看电影？久而久之，“偷票房”的行为如果不严格加以制止，电影市场的发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此前“偷票房”现象之所以会屡禁不止，在二三线城市尤为严重，首先就是因为监管力度不够。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总监刘建峰表示，像北京、上海这类的一线城市，相较于二三线城市来说，一方面市场环境相对成熟、规范；另一方面，在各相关部门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也使得“偷票房”行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

　　“尤其对于院线而言，在如今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要想占有市场，就需要打出自己的品牌。‘偷票房’的事情一旦被查出，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也会随之崩塌，因此相信对于院线而言，谁也不会铤而走险。” 刘建峰强调。

　　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不少从业者表示，电影发行方也需要联合起来，同步对“偷票房”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北京佐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佐如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比如采取‘定点发行’。当有影院或者院线出现‘偷票房’行为时，就可以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对其采取不供应片源的惩戒措施。”

　　刘畅建议，随着社交网络的日益发达，建立并完善公众化的监督平台也会为相关部门对于“偷票房”的监管减轻一定的物质及时间成本，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规范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