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历史书写最终要归结到具体的人

　　昨晚，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复旦大学进行了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讲座，这也是他为期一个月的中国行的最后一站。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 (Alden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他的导师之一、明清史学家房兆楹给他起的，寓意是研究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而史景迁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遵循的也是《史记》的精神。在昨晚讲座的最后，有听众提问：假使真的遇到司马迁，你会怎么样？78岁的汉学家笑答：“喝个啤酒去吧。事实上，我会讲话结巴，脸红地告诉他，你是我最喜欢的史学家。”

　　研究中国历史是个偶然

　　从1965年出版第一本《曹寅与康熙》起始，史景迁已有15本独自署名的著作。其中，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康熙》和书写小人物的《王氏之死》最为著名。《康熙》在1974年出版后，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

　　而史景迁的大弟子、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则认为，他擅以优美文笔，将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

　　在昨晚的讲座上，史景迁表示，自己成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他在剑桥大学读的是宪法史，到耶鲁念书后，才接触了中国历史，从而产生兴趣。而之所以开始关注康熙，也是因为有机会在台湾看到了朱批谕旨，“想要了解这些材料背后，康熙当时内心的想法。”

　　史景迁认为，通过还原逝去的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他就能了解这些大人物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了种种影响整个国家命运的决定。而另一方面，康熙还让史景迁产生了某种亲切感：“我发现，他也在是很大年纪的时候才开始好好学习汉语，他还会写错别字，比如把‘密’写成‘蜜’。这和我自己有点像。”

　　从研究康熙的外交方式出发，史景迁的研究角度转向了当时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史景迁说，这是一个至今吸引他的历史问题，从康熙的时代开始，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利玛窦、汤若望，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之后怎样？”

　　如何研究“人”：从心态到环境

　　在研究康熙、雍正这些大人物之外，史景迁也有两本以小人物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我在耶鲁图书馆看到清人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其中有一份王氏的验尸报告。”史景迁说，“我就开始想象，这个连名字都没有、死于丈夫之手的普通妇女，她当时的生活环境究竟是怎样的？”

　　怎么从历史文献中还原出整个历史环境？这样的历史想象的基础和动力在哪里？郑培凯也代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相同的文献，你如何选择属于自己的处理方式？”

　　对此，史景迁表示，一旦和史料相遇，他会觉得如果不去努力搭建历史情境，就是一种浪费。“贩夫走卒，对别人而言可能就是四个汉字，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群需要通过想象还原的具体人物。”正是那些别人不曾注意到的、具体清晰的细节构成了史景迁历史叙述的重要特征。

　　他的妻子、同为历史学家的金安平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否则必定都是空谈。”她认为这句话用来谈史景迁的历史研究，也很恰当，“先从人的心态研究起，再延伸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金安平还透露，史景迁历史叙述文体的形成，其实还和“在西方书写历史”的特定障碍有关。“故事要讲得详细，但不能用太多人名地名，否则西方读者会被弄糊涂。”然而，当史景迁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中国的历史之后，原本的障碍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他对叙述的文体非常重视，能放到附录里的名字一定不出现在正文中。史景迁的书之所以在西方受欢迎，是因为他用美妙的文体提供了一种西方读者读得懂的方式。”金安平说。

　　记者 黄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