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州为全国最大港口 设市舶司进行管理（图）

图为闽商所建天后宫“众商捐题碑”。

　　海口市社科联课题组

　　广州的课题组研究表明，“宋代广州依然是全国最大的港口。为了征收‘舶税’和管理海外贸易，仍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宋代市舶司的职能更加详备和完善。”其实，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广州市舶司曾为此专门奏请在琼州设市舶机构，负责从南洋返回船舶的检查，防止商船偷漏税。对当时的泉州、广州两大贸易中心港而言，海南岛四周的港口特别是海口神应港(白沙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中转作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如果不是这样，广州市舶司为什么要专门奏请上司批准在琼州设市舶机构。

　　《宋史·职官志》：“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海口中转站就是让“远人”“远物”短暂停留的港口。难怪当年的宋高宗这样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宋会要辑稿》)。宋朝为了增加舶税收入，鼓励、招引舶舟来华，为此专门设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在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的南海广大区域加强海域巡逻，其目的是保证越来越多到海口港中转、补给、避风货船的安全。

　　南宋进士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南海西南、印度洋航线及诸国有较详述记：当时南海蕃舶来广州贸易，途经海南岛时必须停泊休息。楼钥《玫瑰集·“送万耕道帅‘琼管’诗”》云：“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经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所谓“琼管”，即“琼管安抚司”，亦称“海南安抚司”，是宋代海南最高军政机构。这首诗反映了航行海口“势须至此少(稍)休息”，然后才返回番禺东(广州)的史实。楼钥断言：“不然舶政不可为”，因为“两地虽远休戚同”。楼钥诗充分说明了两地休戚相关的互补关系。

　　早在宋代，海口神应港已成为南海航运的必经口岸，海南名贤丘濬有过“帆樯之聚，森如立竹”的描述。海南岛四周港口商船森立如竹，成为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史料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到熙宁十年(1077)，琼州商税增长近4倍。“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促进了税收的倍增。2009年3月～5月，西沙水下宋代沉船抢救性发掘和考古出水近万件文物，也证明了远在宋代已有航船中转海口的历史事实。到了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置“粤海关”，在“海口关部”前设“常关总局”，办理关税与出入境的相关手续，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海口商贸盛况空前。

　　据现存的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的“兴潮天后宫(会馆)”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修的“漳泉天后宫(会馆)”碑文记载，仅这两个会馆当年就拥有商号395家。由于时代变迁，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后，“海上丝绸之路”走到了历史尽头，远洋航行的风帆已被外轮所取代，以东南沿海为通道的商贸以新的形式进行，但海口作为中转、补给、避风的交通枢纽地位并没有改变。据海关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往来海口港的外轮多达428艘，几乎囊括了当年香港、新加坡等地之间的航运。所有这些都在说明一个历史事实，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商贸枢纽”。

　　始建于元代的两处天后宫和当年的石碑仍在，那不仅是作为海口历史文化名城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海口以及东南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因此，对海上交通枢纽进行深入研究，打响“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文化品牌，使外界了解海口在漫长历史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扩大对外交往的航运历史，有利于确立海口作为商贸中枢的历史地位，有利于推动滨海城市商贸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知名度的提高。

　　二、“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形成，拓宽了海口与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渠道，促进海口与世界各国华人华侨的联谊。

　　海南有3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他们的祖辈大多是从东南沿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移民海口，几世几代之后又从海口渡海出洋，侨居世界各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滨海城市敞开大海般的胸怀，和善包容地接纳来自各地的移民，使他们融入当地社区繁衍后代，成了新的岛民，并在商贸活动中逐渐向外拓展。

　　迁琼始祖各姓族谱记载，海南移民大多从福建莆田、漳州、泉州等地辗转迁徙而来。早在元代，这些移民已在迁居地兴建天后宫，那是始于湄州而迁居琼州的“天后行宫”。所谓天后行宫，就是“天后分灵”迁居的庙宇。天后分身伴随闽南乡亲来到海南，逐渐成为海南移民敬奉的海上女神。迁琼之初，亲携亲，邻帮邻，同姓或乡邻之间，因远途迁徙人地生疏而结成或大或小的联谊组织或利益共同体。这种联谊组织或利益共同体需要一种载体，那就是天后宫。海上女神“天后”，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移民”。

　　这是一种精神信仰，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再后来，聚居海口的移民逐渐增加，更由于信仰相同，事业有成，财富增多，众商集腋成裘，共同捐资兴建较大规模的天后宫并作为会馆会址。清乾隆二十年(1755)，先是兴化、潮州商人在白沙门上村兴建“兴潮会馆天后宫”。这是设立在海口年代较早、建筑规模较大的会馆，但并非最早的会馆，幸存的《兴潮天后宫碑记》留下了这段历史。由于更早的资料没有找到，只能以此为例。继而，漳州、泉州商人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近旁兴建“漳泉会馆天后宫”，且规模比前者更大。

　　文献记载：“潮行”先设“兴潮会馆”于白沙门上村，后迁至解放西路，并易名“潮州会馆”。所谓“潮行”，是福建兴化、广东潮州、汕头等地商人开设的商号，“兴潮会馆”是他们洽谈商务、敦睦乡谊的行业馆所。《兴潮天后宫碑记》这样说：“福之兴化、广之潮州，其来琼也历重洋之千里、涉烟波之万顷而装载匪轻……又值经商之所八庙思敬，栋宇之不轮奂，我众责也。于是各虔心解囊，其庙貌而更新之……”落款是“大清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季夏吉旦兴潮众商同勒石”。碑文说得非常清楚，因“栋宇之不轮奂”，故使“其庙貌而更新之”。原来的庙宇和会馆到底建于何年，不得而知。但知维修至今已有256年，这段历史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历史。

　　从“漳泉会馆天后宫”旧址来看，其规模、格局比“兴潮会馆天后宫”要大得多。最引人瞩目的是那四块大石碑，那是笔者在海南沿海调研时所见到的石碑中碑身最高、碑面最大、碑体最厚的四块。石碑宽1米，从基座平面算起至少有2.3米高。四块石碑二二相对，并排而立，气势雄伟。那石碑用鱼鳞状白色花岗岩雕成，海南本土罕见，应该是从福建莆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过来的。从这也可以看出“漳泉会馆天后宫”建造者的决心和毅力。

　　那些石碑客观地记录了当年会馆活动和祭祀天后的真实历史。尽管时间已过去233年，碑文已经模糊，但顶部“众商抽分牌”“众商抽分铭”“众商捐题碑”和“重修天后宫碑”几个大字依然隐约可辨。“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及其遗留石碑，这些历史文物是联结海外乡亲情谊的文化纽带，应该引起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

　　从2006年开始，笔者广泛搜集“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历史资料和探访中转站残留的文化遗迹，得到不少珍贵史料。《明史实录卷二百十七》载：明成化十七年(1418)，遣礼部给事中林荣赴满剌加(今马六甲)充正使。海南名贤丘浚《琼台会稿·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也有“上命礼部给事中林荣仲仁为正使……谓予乡先达，不可以不言”的记载，这是记录海南人最早前往马来半岛的历史资料。

　　清朝初期，“从1695年冬开始，两艘200担的帆船队，从琼山演海乡开往泰国，到1735年，这支船队发展到73艘，常年川走于东南亚各国之间，这便是琼山县最早的帆船队”———这是潘干《琼山最早出洋帆船的兴衰史》中所记载的海口人造船出洋的情景，时为康熙三十三年。《琼州府志·卷四十二》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严禁洋商船。不许私造船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全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由此可知，康熙五十六年之前，东南沿海地区和海南居民出洋者为数不少，已引起当局关注并为此颁发皇朝“禁令”。

　　(主讲人：蒙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