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们自己的史景迁，已在半路上统统被干掉

　　编者按

　　3月24日，他在复旦大学完成了此次大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

　　整个3月可以称为史景迁之月。“史景迁风潮”2月28日从北大发端，此后北京的几场演讲，再加上成都、西安、上海，所到之处，其火爆程度让人瞠目。这位现年78岁的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成了华人知识圈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回顾史景迁一个多月来在中国大陆的行程，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说，这近一个月的浩荡声势，“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像杜威、罗素、泰戈尔他们的中国之行所形成的那种效应”。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邀请了几位评论人来共同回答这一问题：史景迁的中国之行到底留下了什么？

　　重构历史的过程中 “想象”该扮演什么角色？

    ◎顾文豪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记一典掌颇是有趣：一先生名龚海峰者有哲嗣四人，平日皆随其读书，一日，偶以音觞召客，此四人皆跃跃作看戏之想。先生遂饬之曰：“试问读书好乎，看戏好乎？”一曰“看戏好”，先生怫然斥之退；一曰“自然是读书好”，先生以为此老生常谈也，谁不会说；再一曰“书也须读，戏也须看”，先生曰“此调停两可之说，恰似汝之为人”，末为三子小峰对曰“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先生闻之掀髯大笑：“得之矣”。

　　“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这是一句漂亮话，也是一句大实话。更有趣的是，在这句漂亮的实话里多少蕴蓄着一点关于写作的奥义。如果说阅读多少是一种需要读者自身角色代入的想象性行为，那么精妙的写作，不仅要给予读者以具体可观的知识，或许更要紧的是能激发阅读者进入叙事者创造的氛围环境中去，此即古人所谓思接千载神游万古。

　　当然，不同体裁与题材的写作自有不同的戏码，有些上演的是扪心渺渺的恋人絮语，有些是独坐一隅的思辨激荡，但要论最壮观最激动人心者，莫非历史了。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历史叙事究竟应该怎样在真实与戏说之间求取中道？如果历史不过是一则有根有据的过往想象，那建构乃至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想象乃至文学性叙事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进而我们追问，历史叙事中究竟何者为大，何者为小？

　　复现真实VS文学叙事

　　如同史景迁景仰的司马迁及其《史记》，这部被推举为中国历史写作典范的作品，其实从来不乏精彩却未必严密的小细节。余者不论，单说陈胜年轻时望大雁飞过而长叹，“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司马迁并未在场，他怎么知道陈胜一刹那的心理变化？如果我们坚持无征不信的历史写作原则，不妨试想一下，删去这一句的陈胜还是那个能鼓动风潮于一时的陈胜吗？司马迁“发愤”著书，可“发愤”是历史写作的合理动机吗？我并非强调历史写作可以罔顾实证，我只是想说，很多看似不重要的小细节与小叙事，或许恰恰是重构大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作为当前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历史研究者，史景迁以其多部历史著作享誉全球。华丽曼妙的文笔，独具匠心的材料剪裁，不乏文学想象的细节描述，这一切让史景迁的作品成为最“好看”的历史作品。但“好看”也成为几乎所有对于史景迁作品的批评，即如1992 年美国学者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 撰文批评《胡若望的疑问》更像是本小说，而非历史研究，认为史景迁的写作更倾向于“小说家讲故事”。

　　事实上，不论是《王氏之死》中关于山东郯城普通王姓女子，一贫如洗，最后不幸惨死的全叙述手法，还是《胡若望的疑问》中描述的中国耶稣会士胡若望在法国的经历及其内心受到的文化震撼，抑或是《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的流畅叙事和生动情节，史景迁似乎从未试图以传统历史写作规程来开展历史思考。较之历史人物的具体事功，他更关注他们的内心剧变，雍正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思考，康熙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洪秀全在信阳与现实间的摆荡游走；较之传统学者偏爱的正史信史，他更偏爱常为人轻忽的档案材料与野史笔记，譬如《王氏之死》中大量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较之书于史册的重大事件的析解考辨，他更试图复原鲜活有趣的历史生活，《曹寅和康熙皇帝》中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前朝梦忆》中的三百年晚明文化生活重现。

　　由此，与其说我们纠结于史景迁独特的历史叙事文笔究竟是好是劣，毋宁说更该重新思省史景迁对于过往的历史叙事到底带来了怎样的新变？历史需要故事，但历史终究不是故事，在以故事开展的历史背后，历史又发生了怎样的形变？

　　当历史标榜自己旨在复现真实时，其实隐含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所致力于复现的是书写者认为重要的历史真实。换言之，复现的前提恰恰是判断。既然有判断，势必就有选择。历史学家与单纯的历史记录者的判断也正在此处，后者至多只能不加拣择的记录历史材料，前者则须从材料中把握到一些更为根本性的理则。

　　但历史材料浩若烟海漫无端绪，究竟哪些应该作为历史思考的基本材料，哪些又该扔进废纸篓任其沉埋？正是对于材料的取舍，历史写作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自梁启超1902年发表著名论文《新史学》，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始，历史研究就渐次“眼光朝下”。其关注讨论的重点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言，“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从注意王朝和政治变动到注意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从注意重大政治事件到注意人的衣食住行变化的历史细节”。

　　“眼光朝下”的观念提出，不仅使我们以新眼看旧书，如周作人所谓“史学固然是个专门，但是从别一条路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重新主动发现、了解乃至研究被摒挡在主流知识系统之外的庞杂知识领域，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写作的“庙堂材料”之外，别有一处“知识江湖”，相形之下可能显得更为精彩瑰丽、浩瀚邈远的世界。

　　由此史景迁特殊的历史写作带给我们的思考即是，历史书写当然旨在记录和分析“重要的事”，但“重要的事”未必就是“大事”。而呈现历史的方法，也并不只有那么几种。

　　周正严谨VS本真可感

　　当我们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上重新思考“小与大”的关系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则是这些以往被视为边缘的历史材料，究竟该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换言之，当我们对于历史材料有了新思考，配合材料的写作手法是否也须改弦更张？

　　相较传统书写方式的周正严谨，史景迁的书往往更多故事，更多情节。如同他在《前朝梦忆》中书写的张岱，通过张岱自身的回忆以及丰富的个人生活，进而展开对于晚明文化生活与明末清初历史重要转折点的思辨。他不避琐细的描摹具体生活细节，从读书、应试到游玩、赏景，我们好似在看一部长长的张岱私电影。有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有的则批评史景迁的走题和不分轻重。

　　如果我们不轻易下褒贬，那么或许史景迁从细节出发的写作方式，其真正目的是为在文本中建立一个可以代入情感的历史氛围，唤起读者更多的历史体验，用本文开头看戏的例子来说即是更“入戏”。

　　更多边缘材料的重视，本身就意在重现历史更为本真可感的现场。因此，历史书写也不该只是从记录到记录，从事件到事件，从人物到人物，而是从知识转进为体验，从对于历史结果的重视转为对历史进程的开掘。历史事实的复现，更大的困难与更要紧的关键，就在于复现历史现场的迷人氛围，而非滤干水分的所谓干货。

　　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写作思考，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史景迁频频向文学取径。有论者认为史景迁的历史书写太过文学化，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历史书写尝试文学叙事策略不代表历史书写让渡给文学要求。事实上，不论是中国古早的史书传统标榜的文史不分家，还是西方的《长征记》、《希腊罗马名人传》，历史书写的背后总有文学的身影。

　　文学化的历史书写，一是为了唤起阅读兴趣。不要忘记，史景迁的第一批读者并非中国人，而是美国普通读者。让一个异国读者对于中国历史能有阅读的兴趣，由此慢慢进入历史内部，这不是依靠严谨刻板的书写方式所能达到的。而文学，因为相对较为感性亲切的表达魅力，当然最适合成为通关密码。它使得对于历史的追索，有了一架可以攀爬的楼梯。

　　笼统的抽象VS细致的纹理

　　其次，文学化的书写方式也使笼统的抽象的历史世相裸裎出细致的历史纹理。之所以史著受追捧，就在于他使读者们觉得历史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知识，而是一长串笑声泪影。抽象的历史规律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没有学者所想得那么迫切。相反读者期待看到的更多是现实的投影与人我相同的那分悲戚之情，那些曾经生活过、挣扎过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奋斗和困境，才是历史的生命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大约看出史景迁历史著作的价值所在。一方面，他的历史观照眼光较之传统学者更其宏赡，不仅重视传统历史材料，也极力开显边缘材料的历史价值，使得历史写作的疆域得以延拓；另一方面，正如1979 年魏斐德在为《纽约书评》所写关于《王氏之死》的书评中曾提及的匈牙利裔法国学者白乐日( Etienne Balazs)的观点，史景迁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知识阶层撰史的局限，“笔触从中国都市的知识精英阶层移到了农村最低层”，“力图通过17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危机，向我们展现中国下层人生活的悲惨”，与对边缘材料关注相同的是对历史中边缘人物的关注；而文学化的叙事方式，使得历史形象的呈现不再枯燥乏味，而是立体性的丰富呈露，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令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书写既不是单纯讲故事，也不是简单说道理，而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深入VS粗浅

　　马克思曾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然而这种“深入”，不惟是材料的扩大，也不惟是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此前为人轻忽的社会文化方面，更要紧的是，我们需要经由这种“深入”，通过对诸如语言、仪式、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服饰、信仰、游艺节庆等种种文化象征的分析，深入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史景迁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学者究竟应该如何去编织他自己的意义之网。

　　至于史著的所谓“粗浅”，让我引一段张爱玲的话吧。张爱玲以前写《论中国人的宗教》，开宗明义：“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本版摄影/muto

　　我们的史景迁在哪里？

　　◎唐山

　　对中国读者来说，史景迁究竟算严肃学者，还是通俗历史作家，争议颇激烈。

　　史景迁笔下的“硬伤”确实不少，且好卖弄，作品有“闷”“啰唆”“主观”等缺陷，可他的书就是有市场，且越是有一定基础的读者，就越喜欢他。

　　论讲故事，史景迁肯定没法和袁腾飞比，论考证功力，亦非诸多“专家”的对手，但史景迁有两点特别独到：

　　首先是他的历史视野。史景迁不是从利害、忠奸、力量对比等功利角度去看历史，而是在不断改变视角，时而潜入皇帝的内心世界，时而又站到王氏这样的小人物身边。史景迁笔下的历史也许不那么好看，但它保留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复杂。当读者超越了评书式的二元对立，乃至学院式的琐碎考据之后，就会发现，史景迁提供的图景既有清晰的逻辑，又包容了太多的可能。

　　其次是他的问题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人解读历史的方式惊人地走向单调化，一切问题最终都会还原成“我们为什么落后挨打”，除了政治关怀之外，我们不再关注心灵的苦痛、精神的挣扎、情感的幻灭乃至存在的价值。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作者往往只会用严刑拷打的方式来逼问历史：为什么？这是谁的责任？总之，史景迁关注的东西，我们基本不关注。

　　一个不能回答“人为什么而活着”的历史，可谓忘却初心，这又怎能打动人心？但这样的偏执，并非从今天开始。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甚至曾出现过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可仔细推敲，这些“大师”哪个能和自己留学时的外国先生比肩？从学术贡献，到思想深度，彼此落差何其明显。

　　不否认，我们的“大师”确实在某些点上取得过突破，可站到学科的高度看，大多微不足道。以自称拿过35个外国博士头衔的胡适为例，他言必称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事实上却误会颇多，并不真懂。

　　在“亡国灭种”压力下，人们无暇成体系地去了解西方文明，看哪件兵器趁手，拿来就用，总是想抄近路，总想找个最直接、最彻底的解决方案，结果反而绕了大远。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性是个体系，我们却想用工程思维来把握它，导致重复建设、作用力互相抵消。

　　其实，历史也是一个体系，可哪个当代中国历史作者能写出体系味呢？他们更喜欢古为今用，更喜欢居高临下，更喜欢乱贴标签，他们个个真理在握，总想站在万人中央，挥斥方遒。

　　所以，我们的“好”历史作家多是善于把观点说成格言的诗人，你说怨恨情绪，我就一定要说成是怨妇情绪，你说宽容地看历史，我偏要说成是温柔地对待历史……总之，越极端，越抒情，就越有拉票效果。在喧嚣的观点竞飚中，史景迁的写作确实显得太平淡、太不给力了。可问题是，总这么血脉贲张，只会将我们逼上一条反历史的道路。

　　不否认，我们也有理性的历史写作者，他们既不愿降格到“评书”的层面，也不愿挥洒为“荷尔蒙式写作”。可问题是，现实没有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力量，市场不喜欢他们，权力也不喜欢他们，更麻烦的是，我们的教育与社会还在不断改造着他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历史常配一把手术刀，即所谓“严谨”，如果你不幸背错了李世民的生卒年，则你立刻就不“严谨”了，并从此丧失了谈历史的权利，而那些擅长背书的人，也同时获得了公开嘲笑并尽情释放人性恶的自由。

　　在我们的历史写作空间中，有太多恶骂、诅咒、门户之见，每篇文章背后，都有无数同侪拿着放大镜在挑错，他们知道，这是解构创造力的好办法，直到你每个细胞都被琐碎知识浸透，他们就成功了，因为你再也不可能整体地去看历史，再也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创见，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被塑造成捉虱子的高手时，他自然也就不太敢去打老虎了。

　　被迫加入这个轮回中的人，有几个人能觉察其中的骗局？就算已经觉察了，也会因付出太多成本，而失去跳出圈外的勇气。

　　所以，史景迁火了，成了大师。

　　答案确实挺悲催：我们自己的史景迁，已经在半路上统统被干掉，一个漏网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