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水藏《元祐党籍碑》 郭沫若曾赞之“国宝”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广西考察时，曾关切地询问：“你们融水那块碑还在么？它可是国宝啊！”消息传到融水苗族自治县，有关方面立即行动，四处搜寻，最终在县政府大院一条水沟里找到了已断成两截的“那块碑”——

　　神奇八桂——镇馆之宝(六)融水民族博物馆

　　1 惊 立碑又毁碑

　　4月16日，细雨纷飞，记者走进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高154厘米、宽82厘米的《元祐党籍碑》，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静静躺在展厅中央。伤痕累累的碑体、措辞严厉的碑文，让人仿佛能听到发自900多年前北宋王朝“新党”与“旧党”之间声色俱厉的攻讦，仿佛能听到这块饱经沧桑的古碑发出的叹息……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大苗山腹地，立于这个僻静山区的一块古碑，何以会被郭沫若视为“国宝”，并跻身“国家一级文物”行列？缘由还得从发生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谈起——

　　北宋中叶以后，国力衰弱，冗官冗费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宋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君臣一拍即合。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出任宰相的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决心，强力推行“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募役法”等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数年内便使朝廷富裕起来，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府库无不充衍”，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里堆满了绢缎。但是，在变法过程中，执行政策的官员趁机垄断市场。目的在于平抑物价的“均输法”、“市易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官商代替民商，盘剥百姓变本加厉。本意为“富民”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也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于是，民商和众多百姓对新法充满怨气。

　　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司马光，此时化为政敌，一方坚持变法，一方维护旧制，两人终日“争论于私下，辩驳于朝堂”，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形同水火。

　　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神宗母亲高太后听政。王安石被免职，司马光奉召入京主政，“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不分利弊“尽废新法”的做法，不仅引发“新党”反对，连“旧党”也有不同意见。原本反对变法的苏轼，此时却就“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倒是当时在开封府任知府的蔡京，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此时立马见风使舵，坚决执行“尽废新法”指示，深得司马光赞赏。

　　宋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即位，蔡京得到重用，拜为宰相。此时，王安石、司马光均已去世。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新党”领袖，对反对变法的“旧党”大加挞伐。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苏轼等“新党”厄运临头，重则关押，轻则贬放偏远之地。

　　宋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为了把政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建议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程颐、秦观、黄庭坚等309个“害政之臣”的名字刻上石碑，立于京城“文德殿门之东壁”。接着，蔡京又挥笔将这份名单抄写出来，令全国各州县立石刻碑，以“彰善瘅恶”，“为万世臣子之戒”。

　　一时间，全国各地“尽立党籍碑”。但是，“新党”的反抗声浪并没有平息。加上此时蔡京所谓“变法”，早已变成了打击异己的代名词，连一些支持变法的“新党”也被列入“党籍碑”加以责罚。

　　立碑不过一年，一个奇异的天象突然在京城出现——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彗星扫过天空，“其长竟天”，景色怪异，朝野为之震撼。“新党”趁机大做文章，说这是蔡京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发天廷震怒。

　　原本就对变法心存疑虑、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宋徽宗，立即诏令全国“尽毁党碑”。刚刚在各州县立起来的一块块《元祐党籍碑》，又纷纷被砸毁。

　　此情此景，让蔡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只得厉声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由于自己在社会背上“奸臣”、“贼首”骂名，那些“害政之臣”及其亲属不但不以被刻名于《元祐党籍碑》为耻，反以为荣。“党籍碑”在人们心目中竟变成了一块“光荣碑”。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觉得刻有祖上姓名的“党籍碑”被砸毁实在可惜，于是，取出家藏《元祐党籍碑》拓本，重新刻碑，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岩老君洞内。无独有偶，桂林一位叫梁律的官员，也觉得先祖梁焘的名字能和司马光、程颐这些大儒一起被刻于“党籍碑”上，实在是一种荣耀，便依据家藏拓本，将碑文重刻于七星岩龙隐洞中。

　　于是，当全国各地《元祐党籍碑》“尽毁”时，广西却有两块《元祐党籍碑》留存下来。存于融水的《元祐党籍碑》，由于所拓为蔡京手书真迹，尤其珍贵。

　　同样令人感慨的还有这块碑的文化价值。在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蔡京的书法因其“奸名”一直不被收藏者看重，传世作品不多。倒是他当年恨恨提笔写下的《元祐党籍碑》碑文，虽然没有达到让司马光、苏轼等人“遗臭万年”的目的，却无意间将自己姿媚的笔法、豪健的字势、飘逸的书风留存于世，成为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

　　2 叹 建楼又拆楼

　　在博物馆观赏《元祐党籍碑》后，记者决定去它的“老家”真仙岩，一探老君洞真容。

　　真仙岩距融水县城不过两公里，曾因洞奇、景幽远近闻名。记者在丛林中沿静静流淌的灵寿溪蜿蜒前行，来到一座巨大的石峰前，只见清澈的溪流从一个巨大的岩洞口流出。洞口一侧，立着披满青苔的徐霞客塑像。

　　退休后一直居住在真仙岩附近的老刘在洞口与记者相遇，主动充当导游。

　　步入宽敞的老君洞，老刘眉飞色舞地介绍道：“当年，洞里有一座天然石乳，造型像极了神话传说中的太上老君，连眼睛、眉毛都十分逼真，老君洞由此得名。洞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当年就像森林一样排列在灵寿溪旁。”

　　记者在洞中四处搜寻，未见老君尊容，钟乳石也所剩无几。

　　老刘感叹道：“虽然早在1963年就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文革’后期，老君洞里还是建起了一座工厂，绝大部分石刻、石像、石乳就是在那时被砸毁的。《元祐党籍碑》还算幸运，当时被运送到县政府大院存放。后来，大院里修水沟，竟然把《元祐党籍碑》当做填充石料垫到沟底！”

　　老刘指着高大、宽阔的洞口告诉记者：“当年还在洞口建起一栋三层楼房，与老君洞相通的水月洞等洞穴也被封的封、堵的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关方面着手整顿，拆除洞口楼房，恢复部分自然景观。可是，原有的从唐代到民国年间的136件石刻等珍贵文物，绝大部分已经无影无踪了。”

　　记者沿溪水一路观察，刻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司马光所书《家人卦》、南宋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史张孝祥手书“天下第一真仙之岩”等碑刻，由于处在崖壁高处，得以幸存。而当年徐霞客所见的“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的老君石乳像，所感慨的“滴乳流注，千奇万怪，形态缤纷”的钟乳石奇景，已荡然无存。

　　遥想当年，徐霞客慕名而来，为了拓下《元祐党籍碑》等珍贵碑文，在洞中留居13天，并写下数千字日记赞叹真仙岩奇景。假若霞客重归人间，面对如今满目疮痍的真仙岩，又会以怎样的文字来描述眼前的情景呢？

　　“千载是非谁剖得，斜阳重读党人碑。”如今，史学界依然在为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是非曲直各抒己见，难以达成共识。然而，面对不敢再称“天下第一”的真仙岩，面对在人为劫难中流离失所的《元祐党籍碑》，我们总该在愧疚的同时，达成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共识，并有所行动吧！　记者 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