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肖东发：目前中国阅读环境有待改善

　　6月22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东发做客贵阳孔学堂，举办讲座“中国藏书文化与全民阅读”。 他从综述中国古代藏书文化讲起，继而转向专论私家藏书及其贡献。不论是面上还是点上，肖东发教授认为，中国藏书及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并从中找到了论述藏书文化的落脚点，以及对于“发展今天之读书事业”的意义。

　　历久弥新 典藏三千年不朽

　　肖东发教授说，讲中国古代藏书文化，要先讲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藏书楼，也就是现代图书馆的前身。

　　由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主编，肖东发教授任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是一部全景式、立体地反映中国历代各系统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由此算起，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肖东发教授介绍说。

　　有关藏书楼的逸闻趣事很多，肖东发教授信手拈来。他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6年，秦三世子婴投降，刘邦军队进入咸阳城大洗劫时，萧何却从秦丞相府收走秦国的地图、档案文书等，以助刘邦详知“敌方情报”。“后汉高祖刘邦得天下，造未央宫，萧何就在未央宫后面修三座官府藏书楼，是为天禄、石渠、麒麟三阁。”肖东发接着说，到乾隆时，修四库七阁，北方四阁即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南方三阁为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说到藏书楼，肖东发教授认为其实它包含了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的四大系统，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宗教藏书、书院藏书。“四大系统各有地位。中国的藏书楼以及历代藏书家们，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肖东发教授感叹地说。

　　仁人爱物 夹墙中都现书籍

　　私家藏书是所有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肖东发教授说，时代越近，藏书家的身份就越来越从早期的贵戚大僚下移至普通士人布衣，藏书总量与朝廷藏书相比，越来越占压倒性优势。他说，“私家藏书构成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

　　肖东发教授对私人藏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说，他们在对图书的保护、校勘古籍、补缺订讹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藏书于夹墙、地窖、山洞，是至为宝贵的火种。还有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流传下来的。”肖东发还提起清末太平军占领杭州，破坏了西湖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藏书家丁申在街市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货物的包装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于是丁申、丁丙兄弟四处奔走，5年后搜罗残帙约九千册，可谓做了一番大事业。

　　“民国年间，著名私人藏书家刘承干的藏书散出，东洋人出价60万元，不售，偏以25万元的贱价卖给重庆前中央图书馆。刘先生个人虽少收入35万元，却使这批藏书继续在国内传播，为国家民族保存了一笔精神财富。”这样的例子不少，肖东发教授还提到：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双鉴指《资治通鉴》和《洪范政鉴》)藏书分别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周叔弢，建国后5次共向国家图书馆捐献藏书9万6千余册。藏书家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

　　开放流通 惜书而后知读书

　　“藏书贵流通、藏书惠士林。”肖东发教授说，“周永年的《儒藏说》与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可视为藏书向公众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典型。”他说，藏书者不信怪力乱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的人，而对人来说，文化教育最重要。读书人节制物欲，追求自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两者都是以人为本，从藏书进而讲到读书，理所当然。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建立一个书香社会，打造全民阅读时代。不过，肖东发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阅读环境还有待改善。

　　从传媒环境和舆论引导上看，肖东发教授说，除了像一些歌唱、选秀类的节目以外，还应当想方设法办好读书节目。他说，有一些文化类的节目，如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一站到底，还有贵州卫视最新打造的节目《最爱是中华》，就很能够从大环境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读书无用”的成见，促使我们多读书、读好书。

　　本报记者 杨禹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