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纪录片需走出创作盲区

　　刚刚播完的《舌尖上的中国2》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味蕾风暴，让美食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上海纪实卫视、北京纪实卫视等纪录片专业频道相继上星，使纪录片的影响力随着播出平台的拓展进一步扩大；“因你而真”第二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颁奖典礼也在上海隆重举行，大力助推纪录片发展……近日，纪录片产业的利好消息频出，让有关纪录片发展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人说，纪录片的春天来了。然而，越是在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越要冷静思考当下纪录片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认识误区，梳理思路，才能使今后的路走得更加平稳顺畅。

　　“小循环”机制掣肘市场互动

　　根据调查，中国纪录片的投资70%以上来自体制内，由于投资观念和机制的困扰，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市场互动。粗放一点分类，国产纪录片的投入构成分为“官方投入”和“民间投入”两类。所谓“官方投入”，一般指政府投入或体制内传媒机构的投入。多少年来，“官方投入”的纪录片都采取一种“小循环”的运作模式，即投入—制作—播出—入库，形成一个周期，节目播出后的市场回收不在其中。

　　这一运作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投入多少，大多取决于对宣传效果的预估，而非市场回报额度的高低。播出、入库这种模式相对简单，省去很多成本核算、投入产出比测算等问题。久而久之，决策者习惯并满足于这个简单循环的模式，“纵容”了决策惰性和投资惯性，导致85%以上的纪录片生产基本游离于市场之外。市场看似近在咫尺，但由于投资机制的掣肘，让这咫尺之距，恰似万水千山之遥。

　　而以民营企业投入为主的“民间投入”模式，也不容乐观。目前，中国纪录片市场尚未形成规模，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在市场外徘徊良久之后，逐渐演变成体制内传媒机构的“高级打工者”。这些让人看不清回收空间的资本投入，无法形成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有效生产力，使产业缺乏竞争力。

　　题材单一使创作出现盲区

　　在近几年的纪录片播出以及学术评选过程中，很多评委与受众都有相同的感受，即中国纪录片多为历史文化题材，自然、地理、动物、科技等市场需求巨大的题材却少人问津。这一现象正好从选题类别的角度印证了“小循环”模式的弊端。历史文化类作品具有较好的宣传效果，体制内的决策者对此形成了一种“认知惯性”，从而使国产纪录片创作呈现出一种单一化倾向，造成选题分类的盲区。

　　市场趋于饱和的文史类纪录片产能相对过剩，市场缺口极大的各种个性化、多样化的非文史类题材却“等米下锅”，这种“题材单一”的现象也在不同角度上反衬出纪录片市场不健全的现状。一方面，国产纪录片片源紧张，专业频道的播出选择余地不大；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冒风险投资拍摄自然、地理等个性化需求强烈的题材。“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互为前提的怪圈，让投资者与创作者在不同维度上争论纠结。投资者抱怨，看不到具有投资回收前景的节目，投入无异于“烧钱”；生产者抱怨，没有一定的投入，如何让作品撬开市场的大门。就在这种怪圈的循环中，投资者和创作者之间抱怨不断，牵拉撕扯，举步维艰。

　　创作思维模式化滞缓前进步伐

　　2005年，中央电视台将倾力打造的12集文献纪录片《故宫》推上银屏，让长期萎靡的中国纪录片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呈现，博得了全国观众的一片喝彩。冷静的解说、唯美的画面，大气磅礴的展示以及纵横捭阖的气度，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中国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种新的视觉模式，分享了一次由航拍、移动轨、摇臂加逐格拍摄、定焦拍摄、三维特技、情景再现等诸多当代先进电视制作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快感，这也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全方位利用前卫影像手段为纪录片“烹制”的一道饕餮盛宴。

　　这一特点让《故宫》很快蜚声全国，也让一些电视机构的投资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将这种模式运用于创作中。于是，中国纪录片创作迎来了“后《故宫》时代”，除了央视接二连三地推出大制作的纪录片外，有经济实力的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效法《故宫》，不惜重金，做起了画面气势恢宏、镜头呈现考究的文献纪录大片。这种势头并非一发即止，而是顺流而下，浩浩汤汤一直奔涌至今。

　　然而，这种创作风格的绵延，却在以一种深沉的方式演绎着产业的浮躁。最近几年，在各种国家奖项的评比推荐中，效仿《故宫》风格的作品，几乎占据了送评作品的半壁江山。这几年征集的大学生纪录片作品，竟也有此类仿品出现。这些作品眉目相似，相貌相当，好像都出自一位撰稿、导演、一家出品机构之手。这种创作的模式化的思维成为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生产的一大痼疾，滞缓了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前进步伐。

　　学术与产业无法实现有效对接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人以及研究纪录片的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国内纪录片创作论坛和学术讲座的机会越来越多，视野较几年前有了极大拓展。遍寻国内几家有名气的纪录片研究杂志，包括诞生于2011年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上面不乏基于严谨调研而得出的很有价值的数据和颇具见地的观点。这些学术研究对纪录片的学术分析、论点论证更加客观，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然而，这些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前端学术研究成果，似乎并没有真正应用于实践之中。研究者辛辛苦苦埋头做的学问，只能成为几页“报告”，纵观全国各家电视台，目前尚找不出一块可供学术成果转化的实验田；而传媒机构依然我行我素，在并不平坦的纪录片发展之路上步履蹒跚，在选题、投入、实践操作方面遇到难题时纠结困惑，只得自己摸索发展路径。这主要是学术理论与创作生产无法实现有效对接所致，极大地浪费了研究资源和产业成本。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纪录片在投入、选题、操作、学术研究等方面尚存在认识误区，结果干扰了产业链的打造，形成了难以突破的瓶颈。要想改变这一状况，管理者就要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机制壁垒，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就放手交给市场，这样一切才会变得顺畅起来。

　　(作者陈大立，为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