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音曾组织掩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成审判铁证

钟楼旧影。 校方供图

南京难民保护区金中收容所工作人员合影。

洪大中 　校方供图

　　今天，对于南京金陵中学来说是开学的第三天。如果不是看到校园里那块“抗日战争纪事碑”，也许人们很难想象这座清静的校园，曾在77年前战争年代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石碑后面就是这所中学标志性的建筑——有126年历史的钟楼。侵华日军的铁蹄踏进这座城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钟楼地下室里，却藏着40多名难民妇女。在抗战胜利69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新踏上这块土地，聆听两层钟楼所见证的传奇。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婧 韩飞 本版摄影 刘浏(除署名外)

　　A 百年钟楼自述(一)

　　200平米地下室救下40多条命

　　我，是南京金陵中学里的一座钟楼。走进这座有着126年历史的老校园，沿着道路直走尽头左侧就可以找到我的身影。校友会的工作人员彭卫平老师介绍，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8年，那时这所学校的前身汇文中学刚刚建立。因为是美国教会所建，所以我身上有着明显的美国殖民时期建筑风格。

　　别看我只是个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刚建成时还一度是南京的最高建筑，但遗憾的是，1917年顶楼失火后我的“身高”缩了水，变成了现在的两层小楼。现在，我承担的职责是学校的行政办公楼，但是77年前的抗日战争年代，我却是重要的庇护所。“日本侵略南京的时候，这个楼的地下室可是救过不少人的”。彭老师打开我被刷漆一新的门，带领扬子晚报记者拾阶而下来到地下室。这里也在两年前翻修过，那时候我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进行了保护性维修。

　　那段时期，我的地上部分是教室和办公室，地下部分这4个大间总共200平米左右，但高度不到1.7米，成年男子一般无法站直，进出的小门更低矮。但是日军侵占南京烧杀抢掠时，我曾是40多名妇女的藏身之所。那时给她们送饭的就是学校的职工。

　　后来成为副校长的洪大中 他是第一个把七七事变消息传递出去的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借口士兵失踪，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我所栖身的这个校园，也不复原本宁静治学的气氛，卷入战火。无数学子、校友保卫家园抗争暴虐。”后来成为金陵中学副校长的洪大中，正是七七事变发生时，第一个把日军攻占宛平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这段历史洪大中曾多次讲给儿子洪铁民听。

　　洪铁民告诉扬子晚报记者，1937年7月7日半夜，熟睡的洪大中被激烈的炮声惊醒。院子里大伙叫嚷着：“日本人不是演习，是进攻！”四处逃窜。洪大中赶紧找到了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情况危急，王冷斋交给了洪大中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说：“日本人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了县衙，宛平电话断了，可能北平还以为日本人在演习，你要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出去啊！”洪大中临危受命，让人用一个大竹筐把他放到了城墙外面。洪大中拼命往丰台县城跑，他知道，县城的商会里有一部电话。洪大中第一个电话打给了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方这才知道日本人进攻宛平的消息。随后，洪大中又打给了自己曾任职的《大公报》报馆。正是有了洪大中的及时报信，使得29军得以及时反应，向宛平增员。

　　为了能把宛平的最新战况及时传递出去，县长王冷斋下令部队修通了丰台到宛平的电话线。2天3夜的时间里，洪大中一直守在电话旁，把宛平城的战况通报给秦德纯。然后，再将秦德纯的指挥部署告诉王冷斋。1952年，洪大中从南京市政府调入这所校园担任副校长。每逢给金陵中学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都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学生们听。

　　金陵中学校友杭立武 以金中为中心筹建难民保护区

　　1937年正值南京沦陷前夕，同胞的血肉之躯并没能阻止日军的野蛮。眼见暴行，金陵中学的校友杭立武提议建立难民区，让撤离不了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杭立武记载的《筹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的经过》中称，眼见着上海战争火海中同胞所遇灾难，南京万一沦陷，以日军的残暴，同胞必将遭遇惨绝人寰的荼毒。“一位饶神父在上海设立难民区，容纳了很多妇女儿童。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他当时是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因曾任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时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与许多国际人士建立了关系。紧急关头，杭立武邀集在南京教会学校服务的美国人和少数英德商业人士约20人，决定成立一个以拉贝为首的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难民保护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金陵中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因为上海的饶神父与日方有交往，杭立武等人写信给上海的饶神父，请求把划定的难民区地图转交给日本的司令，争取日方的同意，并答应以后不侵扰难民区。尽管日方没有明确回复，但后来日军入城，士兵身上的地图上标着难民区，证明他们已经收到地图。

　　中美5教授“护校委员会” 铁蹄下保护校园中的难民和散兵

　　南京沦陷前夕，金陵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即金陵中学西迁四川办学，同时由美国教授贝德士、史德蔚、林查德及中国教授陈嵘、齐兆昌5人成立“金陵大学留京护校委员会”，管理金大和金中，主持两校的难民区工作，坚持办学。

　　1957届校友薛贵才的父亲薛万锦当时就是金中职工，直接参加了难民区的工作。薛万锦为难民安排住处、做饭、包扎伤口、维持秩序等。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中学图书馆二楼上，只有几岁的薛贵才透过窗户目睹了每日的惨状。“人太满了，关闭了校门，许多难民就从围墙翻爬进校，其状悲惨，令人心酸，至今犹记脑海。”

　　在各方人士的斡旋下，起初日本兵没有骚扰难民区。但后来依然染指，理由是有中国士兵躲在难民区，随后便常见日寇凶残地端着刺刀在校园里搜索。1966届校友杨书华的父亲杨洪瑞就是这样一个散兵，搜查时，是一个工友撕下工作袖章别在他的手臂上才免于送命。

　　那时候，不光是钟楼，连口字楼和操场上都住满了难民。由于日本兵一旦闯入难民区，残忍的蹂躏便不可避免，工友严师傅想到一个办法，将钟楼的地下室作为庇护所，藏进去40余名难民妇女，再由他们暗中送饭送水。一天，日寇进校搜查，扬言要把无主认领的难民统统抓走。严师傅先认一难民青年为儿子，王师傅又认领一难民姑娘为女儿，使他们幸免于难。这对年轻人不但保下了性命，后来还结为夫妇。

　　不过，钟楼只是当时难民保护区众多庇护所的其中一个。据2007年，金陵中学校长汪庆云的一份《国旗下的演讲》中称，杭立武争取来的难民区占地3.86平方公里，界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有25万难民拥入避难。其中金陵中学难民所收容难民6000到8000人。

　　B 百年钟楼自述(二)

　　足球明星从戎抗日牺牲在长空

　　如果你来到金陵中学校园，在我这座钟楼的前面，你还会看到一块石碑，碑身设计成胜利“V”字形，下部雕刻出橄榄枝。石碑上记载，“九一八”事变之后，校教职工就向蒋介石递交了《呈请国府移师抗日》书。那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校师生经组织，上街宣传抗日，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通过直接捐款、足球义赛、话剧义演筹款支援抗日前线。1932年的一份校报上还刊登了一篇《轰动一时义勇军筹款足球大战》。其中称“票资所得，悉充东北义勇军军费”。局势残酷，很多同学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事院校，或者走上战场。参赛学生中有一个人叫陈镇和，是当时金陵中学的足球明星，后来还作为中国足球队主力参加柏林奥运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转投当时的中央航空学校学习战斗机驾驶。带着“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的誓言飞上空中战场。1941年，在执行一次任务时飞机失事，35岁的陈镇和殉国。除了陈镇和，我的庇护下还走出了许许多多的学子，他们走出战火硝烟，最终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朱启平：

　　见证密苏里受降仪式

　　1933年18岁的朱启平从南京金陵中学毕业。1945年9月2日，他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他当即写长篇通讯《落日》，后来成为学生新闻教材。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0分，投降仪式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朱启平在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见证了全过程。“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朱启平的这篇文章第一时间向中国传递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宣布了中国8年屈辱的结束。

　　赵浩生：

　　见证日本次级战犯在南京的受审

　　同样是从钟楼这里走出去的赵浩生，在1946年8月见证了日本次级战犯谷寿夫的审判。赵浩生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日本的一级战犯在东京的国际法庭审判，次级战犯在他们犯罪的当地审判。而占领南京的日军司令谷寿夫的审判就在南京文庙的大成殿。

　　他回忆：审判的那天，愤怒的群众人山人海。书记官宣布被告出庭时，“一个个子不高、五十多岁、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人走进来，他步履沉重，穿着一身破旧的日本军服，这就是谷寿夫”。法庭上，谷寿夫依然傲慢，最终被判处死刑。

　　许传音：

　　在远东法庭上出具铁证 将战犯送上断头台

　　因为拉贝日记以及东京审判，许传音这个名字逐渐被知晓。1897年，13岁的他来到金陵中学的前身汇文书院上学。留学美国归来担任世界红会副会长，许传音也参加到难民救助中。许传音的孙女许以梅目前就住在南京，并且陪伴了爷爷最后十多年的时光。昨天上午，扬子晚报记者在她的家中见到了今年已经72岁的许以梅老人。“日本人来之前，他把我们全家都送走了，自己留下来要做难民区的工作。”许以梅说。

　　许传音作为当时国际红会副会长，负责组织掩埋满街惨遭日军残害的死难同胞的尸体。在当时各个慈善机构掩埋尸体的记录中，红会的记录最为详细，时间、地点十分明确。一份记录记载许传音他们一次便掩埋了4300多具尸体，这些都成为东京审判上的铁证。法庭上面对日方的狡辩，许传音用流利的英文将日方律师伊藤反驳得无言以对。他的这些重量级证词证据最终将大屠杀的元凶送上断头台。

　　读者热议

　　南京是否应设“抗战主题”路名？

　　前天国家公布了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地、遗址名录和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前者南京有4个，后者南京保卫战8将领入围。昨天，读者练红宁给记者来电反映：他和一批读者网友都有共同的动议，就是南京作为抗战时民国首都，最有理由在一些道路或地标地段设置抗战路名及英烈路名，形成抗战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西安、桂林、阳朔、淮北、咸阳等城市都有与‘抗战’有关的路名，其中用‘胜利路’的比较普遍，如唐山、蚌埠、湛江等多城市。”读者反映，北京地铁5号线还有“张自忠路站”。关于张自忠的背景市民都知道，张将军抗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枣宜战役”中率部与日军英勇奋战，直至陷入重围为国捐躯。记者了解到，在其他城市如天津、上海、济南、武汉等地，以张自忠命名的路街还有不少。

　　南京市应不应该设置抗战系列路名？江苏省地名协会地名专家薛光认为，南京历史上一直缺少抗战路名，但现在很有必要补上。他建议相关部门先对南京的抗战文化进行梳理，采取新设、改设或延伸的方式增添。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目前没有抗战地名，但在溧水白马镇有个“马占山”地名，看上去是打响东北江桥抗日第一枪的抗战名将马占山，其实不然，它是指代海拔146.2米小山，山上曾有马占寺。对此，读者欧阳兆堂建议，现在江东门纪念馆东北侧10年前命名的“纪念馆东路”或可直接更名为“抗战路”。也可以考虑将珠江路东段的龙蟠路至后宰门段，延伸至北安门街，改为“抗战路”，因此地与“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所在地不远，且毗邻“解放路”，两端地名相互照应。

　　扬子晚报记者 董婉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