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曾谈萧红：她称我为"壮牛" 称自己"病驴"(图)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县文化馆借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读就被这两本书吸引住了。于是,萧红、萧军这对夫妻作家,便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上高中后,我又读了萧红的《萧红选集》、《呼兰河传》和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在我对他们更加钦敬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俩的不幸遭遇: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萧军在被当成反动文人屡遭批判后,似乎也从人间蒸发,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就在两萧的名字在我记忆中尘封了近20年后的1979年,我忽然从《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萧军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得知他历经磨难后,已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返文坛。高兴之余,我立即给他写了封长信,信中谈了我对他和萧红作品的喜爱及一些粗浅体会。本来,我对这封信能否寄到并无多大把握,因为从刊物上抄的地址并不太确切。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刚寄出四五天,我便惊喜地收到了萧军的回信。在这封写满五页信纸的长信中,萧军除诚恳地跟我谈了写作杂文的经验体会外,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萧红的作品:“您对萧红的作品如此热爱,这是难得的!您对于她的作品感受和评价我认为也很深刻而正确。严格说起来,她确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诗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丽得一尘不染!从20岁她正式开始写作,到32岁逝世为止,短短十年期间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衡量,在我国女作家群中(都)是少有的一位。我作为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伙伴,作为她的一个读者,是永远怀念她的……”

　　有了这次的真诚交流,我进一步产生了去京面见萧军、向他当面求教的愿望。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就在一个月后的1979年4月25日,我到北京约稿时,专程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鸭儿胡同的萧军家,对这位刚“解放”不久的老作家进行了采访。交谈中,他跟我谈了他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文艺界的斗争情况以及如何读书写作等。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又一次向我谈起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只有十年光景,总共创作了110万字。选集所收的文章,仅占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她虽然很有才华,但由于贫病交加,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戏称我为‘壮牛’,称自己是‘病驴’……”他还借机叮嘱我说:“所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年轻时不注意,年纪大了就容易出毛病……”

　　采访中,我也向他提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比如,他们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不知有何用意?萧军听后,满含深情地回答道:“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我称萧红‘小麻雀’,是形容她腿肚细、跑不快,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称她‘小海豹’,是说她一害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一只小海豹；称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两只手就左右张开,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而她称我‘小狗熊’,则是因我笨而壮健,像狗熊似的……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采访中我很想就此问题向萧军请教,但又担心刺伤他的心,所以没有直接提出。只是当我无意中提到那位D·M(即端木蕻良,萧红跟萧军分手后,即与他同居)正写文章大谈当年他如何关心萧红时,萧军立即表现出对此人的鄙视和憎恶。他生气地说:就是这位自称萧红“知己”的人,当萧红生命垂危、孤单地躺在香港的一家医院时,他却弃萧红于不顾,怀资逃之夭夭,让这位女作家孤苦无告,临终前伤心地喊出:“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

　　停顿了一会儿,萧军又简要地谈起当年他跟萧红的关系:“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可以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也离不开谁。正如一首小令所说:‘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可是,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尽管彼此爱得很深,但我的粗犷、爽直、强梁的个性常使她那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这段话,可谓他们共同生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们悲剧人生的冷静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感情的裂变,早已埋下了种子；而他们痛苦的分手,似乎也在所难免。诚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所言:

　　生离死别已吞声,

　　缘结缘分两自明!

　　早有《白头吟》约在,　　

　　陇头流水各西东。

　　□戴永夏(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