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曾被评“远东第一舰队” 令日本惊惧

　　1861年1月11日，圆明园被烧之后一病不起的咸丰帝，在他所剩不多的时日里做出了一道重要的批示，批准了恭亲王奕��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总理衙门设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此开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整个洋务运动一以贯之的最重要思想。而这个思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就已提出，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实施。

　　1843年，负责鸦片战争媾和谈判的耆英，给道光帝上呈了一支英军使用的新式击发枪。道光帝对枪爱不释手，对耆英提议仿造的奏折却做了否定的朱批：“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这一“叹”，延误了二十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让清王朝统治阶层清醒认识到洋枪洋炮厉害的，不是两次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内乱太平天国。

　　在屈辱地与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外患暂缓，清王朝可以全力解决被视为心腹大患的“长毛贼”——太平天国。发起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已经席卷江南，大清国根基动摇。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那时候还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僚，1862年才招募成淮军。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的情况时说：“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支。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稍后他又向清廷阐述了自己的治军思路：“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

　　相较之下，太平天国使用洋枪洋炮倒是先清军一步。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截获过向太平军输送“洋剑、火枪、子药”的外籍走私轮船。在1860年的安庆之战中，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把湘军打得“惊心动魄”。是年11月，在前线督师、久攻不下的曾国藩提出“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一年后，安庆攻陷，曾国藩立刻在此开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由此诞生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近代军工厂。

　　即便是有外忧内患的形势所迫，又有皇帝的“遗命”，洋务运动在大清国也是阻力重重。仅就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洋务派和顽固派就爆发了激烈争论。一方代表是恭亲王奕��，另一方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帝师倭仁。

　　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西方技术不过“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学习他们不过是“一艺之末”。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等人论述“师夷长技”的必要性不必赘言，他们对当时顽固派的指责确实一针见血：“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奕��在1861年协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是慈禧最倚重的权臣，慈禧也倾向洋务。她调和双方矛盾，委任倭仁当总理衙门行走，让他不得不接触洋务。倭仁称病坚辞，结果惹恼了慈禧，免了倭仁全部职务，只给他保留了大学士之称。

　　虽然有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在士大夫阶层也是非议众多。而慈禧本人，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其实也非常有限。光是修建铁路一事，李鸿章就运作了二十多年，甚至为塞顽固派之口发明了“马拉火车”，还给慈禧在颐和园修建了一条小铁路。直到1889年，清政府才下诏肯定铁路“为自强要策”。慈禧真正接受铁路还要再过十多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慈禧从西安“回銮”，这才在保定第一次坐火车。

　　洋务运动真正的核心力量，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他们对洋枪洋炮有着切身体会，因而最易从器物层面着眼，进行革新强国。

　　清王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相继诞生，东拼西杀，保住了大清江山，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强大起来。而这些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们，又在洋务运动中进一步壮大了实力，从而成为决定晚清历史走向重要政治力量。

　　“远东第一舰队”

　　1886年5月21日，渤海湾的海面上响起一串闷雷般的炮声。一艘被当做靶子的木船，在炮弹掀起的冲天水柱中被炸得粉碎。德国人来兴克兴奋地拍下这一画面，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还为这支舰队的各舰管带们都拍了照。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北洋水师最完整的遗照。洋务运动最让大清国脸上有光的成果，不到十年之后就输了个精光。

　　北洋水师的这次出海开炮并非开战，而是在进行海上阅兵，以检验此前刚刚入列的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这是同一级别的两艘“姊妹舰”，排水量达7200吨，主炮口径达305毫米。“定远”、“镇远”足以跻身当时世界军舰第一阵营，在亚洲更是当仁不让的“亚洲第一巨舰”。

　　这次海上阅兵持续了十天，英、法、俄、日四国派人观礼，大清国的军队第一次赢得了外国人的赞扬，北洋水师是“远东第一舰队”的说法由此传播开来。

　　事实上，直到1888年，北洋水师都是让日本惊惧的“远东第一舰队”。正是在这一年，北洋水师成军，达到了实力的顶峰，而自此之后，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悄然变化。

　　北洋水师声势最为强大之时，麾下拥有威震远东的“八大远”：德国造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德国造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和防护巡洋舰“济远”，英国造的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福建船政建造的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此外还有英国造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以及炮艇、鱼雷艇等，共计二十余艘舰艇和数十艘辅助舰艇，总吨位三万四千多吨。

　　这支海军的各舰管带，多数是英国归来的海军留学生，或是出身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是大清国第一批接受了近代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事人才，即便是普通水兵，也是招募的有一定文化、身体出众的高素质兵源。无论是装备水平还是将士素质，北洋水师都足以一时称雄亚洲。

　　1888年，北洋水师“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艘主力舰在日本长崎维修，补充给养，巨大的舰体震动日本。期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在北洋水师三舰的威慑下，日方赔款了事。这就是极大刺激了日本的“长崎事件”。自此之后，日本大幅扩建海军，非常具体地以击沉“定远”、“镇远”为目标。

　　在1888至1894这六年时间里，日本先后向法国订购了4000吨级的大型防护巡洋舰“松岛”和“严岛”，并根据图纸“山寨”了同型舰“桥立”（即“三景舰”，专为克制“定远”、“镇远”而建），向英国订购了3000吨级的小型装甲巡洋舰“千代田”，4000吨级的防护巡洋舰“吉野”……虽然这些军舰的吨位赶不上“定远”、“镇远”，却令北洋水师的另外“六大远”相形见绌。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在1894年时已达4万吨，超过了北洋水师。

　　非但如此，日本为这些新式军舰安装的都是最新式的速射炮，最大口径320毫米，超过北洋水师的305毫米；平均射速能达到每分钟四到五发，远超北洋水师主炮的四到五分钟一发。

　　反观大清国，以为北洋水师堪称“远东第一”，就可以自此高枕无忧了。1888年，清政府批准了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提交的《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以治理黄河经费不敷为名，宣布停止进口船炮，中国海军原先一直紧跟着世界海军发展潮流的步伐戛然而止。

　　19世纪末正值世界海军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军舰的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更新极快。短短几年过去，止步不前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悄然超越，“亚洲第一”的位子拱手让人却不自知。

　　能看到这一点的，在大清国可能只有北洋水师的实际主事人李鸿章。甲午开战前夕，李鸿章上奏《覆奏海军统将折》：“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只，为倭船所不及……”

　　即便是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实力的判断也过于乐观：“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事实证明，这支海军，连自守都没能做到。

　　清末最大的军工厂

　　在奕��、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开展起来。他们把富民强国的希望寄托在练兵、制器之上。

　　这种“制器”取得的效果，从官办的江南制造局就可一目了然。

　　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

　　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江南制造局生产“制器之器”，因为平定捻军作战的需要，制造局很快转向了武器弹药的生产。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间，制造局共制造轮船8艘，各类枪约5万余支，各种炮270尊，水雷500余个，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炼钢厂，增强了国防力量，培养并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成长和壮大。

　　但是，由于清政府用原有的官僚体系进行管理，造成了制造局效率低下，这座清末最大的军工厂产出很大，成本更大。

　　1867年到1868年冬天，制造局建造船坞，购买设备，开始建造轮船。到1875年，制造局共生产了7艘大型海军兵舰。这些兵舰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建造成本却远远超过了在国外的购买价格。1875年，李鸿章不得不叫停了制造局的造船项目，转而从国外购买军舰。

　　1875年后，制造局引进西方技术人员，生产英国阿姆斯特朗式海防重炮，取得成功。但是，与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新型大炮相比，制造局生产的重炮已经过时，火力不足，炮体笨重。

　　洋务派的制器富强的梦想，没能通过“洋务”来实现。

　　明治维新与“岩仓使团”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继位，开始了明治纪年。明治元年，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提出了“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的目标，让日本迅速振兴的“明治维新”开始了。

　　不过，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包括明治天皇在内都是一片迷茫。“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忆当时情况道：“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大体亦完成。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政务上应施何种方略？外交上应以何为标准？”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日本政府使节团，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8名明治高官——几乎是当时明治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另有50名留学生跟随考察。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时任日本右大臣外务卿的岩仓具视是特命全权大使，因而这个使节团被称为“岩仓使团”。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有很多出现在这个使节团中，比如当时任大藏卿的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等。

　　岩仓使团最初的使命，本来是希望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很自然的是，这个目标被列强一致回绝。但岩仓使团并没有枉费此次行程，对这些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来说，此行更大的意义是考察了西方的文明与制度，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参照。在一年零十个月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

　　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其规模之大，人员之重要，历时之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日本历史上史无先例，在世界历史中也属罕见。

　　在刚刚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接待了岩仓使团。俾斯麦在招待宴上对他们说：“当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倚强凌弱。”这番话让日本人感同身受。他们不仅认同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同时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大久保利通欲将德国作为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木户明确地表示，“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

　　岩仓一行把被迫开放造成的压力化为巨大的动力，主动走出国门，学习西方，把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依靠中央集权的力量，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地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对西方学习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专家解析

　　洋务运动为何

　　未触及制度层面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他们甚至不得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政策，遭到严厉谴责。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这批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的意识形态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而行。洋务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又有巨大的局限性。它的成就，当然是洋务派努力的结果，而它的局限，却主要是坚决反对洋务的顽固派造成的。在近代中国守旧、保守的浓重氛围中，洋务派已尽最大努力，在甲午战争前，把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推进到了当时环境所允许的边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版文字署名外 本报记者 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