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四军“寻路之旅”中的4个关键词

　　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军装

　　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古田会议旧址浮雕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藏

　　史·论

　　众所周知，人民军队的发展并非一条平坦大道，而是极其曲折和无比艰辛的，经历过苦难，遭受过挫折，甚至陷入过绝境。1929年元旦刚过，风雪交加之中，红四军主力走下井冈山，踏上了在党史、军史上都颇为重要的“寻路之旅”——

　　关键词1：

　　绝处逢生

　　大革命的失败，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使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化茧为蝶的痛苦，得出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不掌握军权，不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红色狂飙。

　　这条道路该如何走？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个崭新命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唯一可以仿效的是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城市暴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攻占大城市进而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水土不服。

　　中国革命路在何方？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从斗争实际出发，毅然摒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转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开始探索走一条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然而当1929年即将到来之际，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湘赣两省3万国民党军准备发动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只有5000多人，且井冈山是个“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穷困之地，加上敌人封锁，经济困难、物资匮乏。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山野茫茫，红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红四军濒临绝境，出路何在？1月初，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出击赣南，打破“会剿”。“十四日黎明，这些面庞消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开始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这是一次艰苦行军，给朱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8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沿途都是没有党群基础的地方，行军、宿营和侦察工作十分困难。一路的崇山峻岭和崎岖的小路早为冰雪覆盖，下坡滑行，上坡则需用刀凿。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红四军连战皆负，毛泽东、朱德也数度陷于重围，幸而脱险。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红四军在大柏地发起绝地反击，“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3月12日，红四军挥师入闽。两天后，红四军取得长岭寨大捷，乘胜进占长汀。闽西深厚的革命基础、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红四军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

　　此时，毛泽东的视野已从一个地区一个省拓展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高度，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日后中央苏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萌芽。

　　关键词2：

　　军政之争

　　南昌起义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官兵成分以农民、旧军人为主的特殊国度里，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的特定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注定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一条坎坷的探索之路。

　　作为当时全国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红四军同样是一支处于幼年时期尚不成熟的队伍。全军5400余人，成分复杂：贺龙、叶挺旧部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新招的约占十分之二。而1324名党员中，农民626人，非工人的比例高达77%。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意识，旧军队的私人化、帮派化和军阀主义残余，必然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经历过大革命风暴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一种生存权、发展权。但是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则成为最为迫切最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已敏锐意识到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并力图纠正，但诸如重军事轻政治、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始终没有根除，反在进入闽西后日益凸现。一些官兵纪律松弛，私自打土豪，甚至赌博嫖娼、挟款逃跑的情况也有发生。部分指挥员虽为共产党员，却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存在着“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领导政治”等单纯军事观点。围绕着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红四军党内甚至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产生了激烈争论，成为中国革命坎坷历程中一个颇具探索性且有典型性又富戏剧性的插曲。

　　党内有不同意见、出现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要把争论的问题搞清楚了，“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朱德也认为：“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长足的进步。”官兵也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场争论日趋激烈化、尖锐化、公开化，从湖雷会议、早康会议、龙岩“七大”，一直持续到上杭“八大”。在“七大”上，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号召大家来争论，会议决议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各打五十大板，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党内警告处分。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委，中央指定的书记毛泽东落选，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四军，去指导闽西地方工作。

　　关键词3：

　　中央来信

　　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初期，历经挫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颗火种，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红军。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它一直密切关注，不断来信，发出指示。当然，这些指示中也包含着不切实际的内容。

　　红四军转战赣南之初，中央曾认为红四军应分散行动，“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事实上，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主张。他曾夸张地说：“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因而要求红军分散行动，把朱毛调离，以免招致更多的打击。以此判断为指导，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给朱毛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

　　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四军一直四处打游击，这封从上海发出的指示信历经辗转，直到4月3日才送抵赣南。此时，红四军已走出困境，革命形势也日渐好转。毛泽东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

　　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当天，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复信。信中对“二月来信”相关问题的不同意见作了充分阐述，并向中央报告了自蒋桂战争爆发之后红四军的状况和前委对形势的判断及其坚持在赣南、闽西创造大范围公开割据的战略计划。

　　对于毛泽东等人与中央相左的意见，中共中央虽没有全部接受，但也不再坚持朱毛离开队伍。在获悉红四军内部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后，中央决定要红四军派一得力人员来上海汇报工作。

　　红四军接到信时已是7月。国民党军正准备对闽西发动“会剿”，毛泽东也已到蛟洋指导中共闽西一大。朱德、陈毅赶赴蛟洋与毛泽东商议应敌之策，决定朱德率第2、第3纵队向闽中敌后出击，第1、第4纵队在内线坚持斗争，陈毅则前往上海向中央作汇报。

　　8月下旬的一天，陈毅突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终于赶到了上海，并将红四军的全部情况写成近5万字的报告，汇报中央。正是基于陈毅全面系统、客观真实的汇报，中央对红四军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9月28日，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讨论并取得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由周恩来签发、陈毅起草的“九月来信”出炉。

　　“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要求对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还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的缺点，以及朱毛工作方法的错误，明确前委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为一直以来的红四军意见分歧作了最终的仲裁，为红四军的“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

　　关键词4：

　　直面问题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一味模仿他人，不是遭受失败，就是成为他人的附庸。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解决矛盾和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之路。

　　10月底，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受挫，减员千余人，“为四军郴州失败后之第一次大损失”。失利导致官兵思想更加混乱，而请毛泽东复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红四军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生死抉择。

　　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以党和军队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坦诚相待。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表示接受中央“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朱德、陈毅也坦率严肃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井冈山的老战友握手言欢，相互间的矛盾分歧烟消云散，共同写就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永放光芒的一页。

　　12月3日，红四军移驻连城新泉，开展政治军事整训，为召开“九大”做准备。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整训运动。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推动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形成。他深入基层，深入官兵，主持召开连队士兵参加的调查会，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谈问题，了解战士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官兵关系，以及对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召开各党支部、纵队代表联席会议，鼓励大家说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这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收集第一手材料，在一线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创了运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先河。半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写道：“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如同“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新泉整训期间开展的调查研究，正是对这一至理名言的有力注脚。

　　鉴于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四军移驻上杭古田。历史上时常有这种情况：原本无人注目的小地方，往往因偶然机会，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而声名远播。古田，这个不起眼的闽西小镇，正是因1929年岁末的会议永载史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也自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

　　碎片

　　共产国际误发毛泽东讣告

　　■姜 林 杨 威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最终的选举中，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而毛本人则化名“杨先生”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就这样，红四军原本的核心人物毛泽东的名字和行动在人们的视野中突然消失了。

　　那时正逢国民党“三省会剿”时期，国民党的报纸上开始讹传毛泽东已“死亡”的消息，而我们党内也因消息不灵通，一度对毛泽东的近况不甚明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甚至在1930年3月20日为毛泽东发布了一份1000多字的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并称：“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闽西山区的盛夏里蚊虫肆虐，那段时间在上杭、永定等地辗转工作、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数度徘徊在死亡线上。为了弄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片，中共闽西特委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前往上海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人被捕牺牲，另一个千辛万苦才将药送回，把毛泽东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讣告中所讲的毛泽东逝世一事，实属共产国际误传！

　　1968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在对共产国际的文件、报纸、杂志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刊登在第14期《国际新闻通讯》里的这封千字讣告，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从1930年讣告误发，到1968年讣告被披露，其间已整整过了38年，而当其再被中国史学界专家找到时，又耽搁了20年，以至于毛泽东本人直到逝世也不曾对有关自己的这份讣告有所耳闻。

　　收藏

　　党团合一的鲜红旗帜

　　■赖文燕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多少人面向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古田会议纪念馆内就珍藏着一面党团合一的旗帜。虽然这面长67厘米、宽35厘米的旗帜历经岁月，早已褪去了原本鲜亮的红色，但旗帜中间大写的C.C.P.和C.C.Y.字样依旧清晰，旗帜上端还写着24字“训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据考证，这面旗帜曾为上杭县白砂区岭背乡党、团支部所使用。1929年，乡苏维埃主席刘金辉就曾庄严地站在这面旗帜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牢记入党誓词，在风雨飘摇的革命年代里，始终坚贞不渝地跟着党走，并将这面旗帜完好地保存下来。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等重要原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还明确规定了入党的5个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只有“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

　　记史

　　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统一服装

　　■李贵洲 孙克立

　　8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套军装怎么会在福建长汀诞生，这套军装到底如何设计，又是如何做出来的？这要从中华苏维埃被服厂谈起。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在闽西长汀近郊长岭寨，击毙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毛泽东将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共3个纵队（团），每个纵队1200余人，500多支枪，全军约4000人。

　　由于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装，为了保暖只能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敌人的军装，地主的长袍，工人、农民的粗布衣……各式各样，着装相当混乱。而且大部分战士的军装已非常破旧，几乎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服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毛泽东在部队整编完成后曾说：“部队是焕然了，但还没有一新啊！”

　　当时闽粤边重镇长汀县城人称“小上海”，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解放长汀后，红四军在当地开展了斗地主、打土豪等运动，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措军饷，很快筹得5万元。

　　对于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如何利用这笔钱大家意见不一。时任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以统一军装。

　　然而，军装到底该如何设计，定什么样式却没有借鉴的经验。最终，在长汀两个名叫谢日新、戴恒新的裁缝老板的统一负责下，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军装为灰蓝色布质，上衣为仿中山装式，开襟，衣前左右各有1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章边缘绣一圈黑边（为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缅怀伟人丰功伟绩）；裤子则为半长的阔腿样式。

　　款式确定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当时长汀县城里的布料只有白色，而白色布料制作出来的军装颜色不利于行军打仗的隐蔽。于是，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夺取敌人的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组织起来，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开始了红军军装的缝制。

　　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当时仅有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加班赶制。灰布没了，他们就用白色的细布自己染，纽扣用完了，他们就把铜钱用布包着当纽扣。经过工人的齐心努力，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4000套统一规格的灰色军装。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部队在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泽东曾作演讲说，“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则对军装的颜色做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后来，朱德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了……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