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特殊旨令：四次“万嘱”关怀曹雪芹祖父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创意旅游纪念品“朕知道了”胶带风靡一时，这几个字是复制于康熙回复给大臣的密折中的真迹。你知道吗，在该院收藏的那些清代密折中，就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发自南京的亲笔，是直接递到皇帝手里的，内容也大多与南京息息相关。

　　给康熙的密折是专奏专闻，即时批复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知道了：硃批奏折展》。“知道了”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的常用语，“硃批奏折”是经皇帝亲自用硃砂批阅的奏折原件。

　　据曾昭英文章介绍，从康熙开始，清朝就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是只供皇帝一人专看的，比作为国家机密的军机处档案更为机密。正常折子交给通政司审阅后再呈交，特别长的，还会由大臣写“贴黄”，即附黄纸，概括要点。而康熙的“密折”则是专奏专闻，不经过通政司，直接递到皇帝手里。折面上不写奏者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康熙即时批复，他一度右手有病，强用左手批复，毫不耽误，一则防泄密，二则可以深入了解真相。

　　1924年溥仪出宫后，人们发现一个小木箱，内藏一批康熙朝的密折，主要是包括曹寅在内的三个江南织造上的奏折。这三人都是宫廷内务府旗人，全部亲笔缮写密折，短小精密，汇报内容由民情世风到雨水收成，不一而足。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展出的硃批奏折时，笔者意外发现了几份大约300年前由“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的奏折，细看内容，也都是与南京这个昔日明都息息相关的。

　　详报“明孝陵西北角塌陷”事件，以防“谣言流播”

　　在一份“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写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708年7月12日）的“谨奏恭请圣安”的奏折中，他向康熙报告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关于明孝陵的：

　　“江宁洪武陵冢上西北角梧桐树下，陷塌一窟口，面有伍尺余寸、深约贰丈余，下视如井。臣念洪武陵有御赐碑额，太监看守。因民间讹言冢已塌下，臣随往勘验，离地宫尚远拾伍丈余，毫不相关。原系当先培填之土不坚，日久，值雨冲塌，水流宝城之外。当有地方该管官员，即命陵户挑土填平。恐谣言流播，讹传失实，有廑宸衷，合先奏闻。”

　　称洪武陵而不称明孝陵，是避讳“明”字。“民间讹言冢已塌下”事关重大，因此时离南明永历帝1661年被吴三桂绞杀才47年，“反清复明”的暗流仍在民间涌动。离1681年剿灭吴三桂也才27年，人心是否安定也未可知。为此，康熙还曾专程谒洪武陵，立“治隆唐宋”碑，以笼络人心。

　　更为严重的是，那一两年江南地面不平静，康熙在曹寅奏折上的硃批，也担心“又闻盗案甚多”。曹寅在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1707年10月15日）的一份奏折中向康熙解释说：“盗案原系浙江旧案，鼠窃狗偷之辈。当时匿家光福山中，转攀拿获，自知不免大戮，恐该衙门动刑痛苦，遂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缘巡抚远出苏城，又无老成之官，一时城栅过于严防，以致百姓惊慌。其实不过寻常盗案，并无连海结伙不轨之事。后恭闻皇上圣谕，责地方以不加查察盗案，凡臣民无不欢忭，以为天鉴如临，明洞万里。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并具摺奏闻，伏乞圣鉴。”

　　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奏折中又解释说：“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别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为百姓有买米下海之谣，又巡抚中军分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纷扰，故问官详据口供。令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将来自可穷绝根窝，永无夜警。至于奸僧一念委给付之事，即如晌马贼歃血拜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员柔弱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当此天下富强之时，大臣静妥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务不办。琐细小事，动辄上闻，或借此掩饰，见其勤劳。或借此密奏，见其亲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彻万里之明，终于自误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细，未免字逾常格，臣谨具列奏闻。”

　　曹寅认为这件事本不大，只是鼠窃狗偷之辈，恐衙门动刑痛苦，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而地方官员办事不力、虚张声势，造成百姓惊慌。而且他认为，琐细小事，动辄上闻，或借此掩饰，见其勤劳；或借此密奏，见其亲近。

　　尽管如此，有些客观现实是回避不了的。这从曹寅附在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1708年5月2日）开粜折内的“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折”可见端倪。此案涉及的“朱三太子”，民间传说是崇祯的三儿子，是“反清复明”的一面颇具号召力的旗帜。其实，早在南明弘光小朝廷就闹过“太子”案，但那个“太子”不管真假，已经被降臣送给清军，没想到又冒出个“朱三太子”来。好在康熙已得到消息，他硃批道：“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势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不久，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奏折中也奏报了“朱三太子”在鲁获解的消息。

　　由于以上这些种种不安定因素，故而曹寅听到“洪武陵冢上陷塌一窟口”的消息后，不敢怠慢，立即“随往勘验”，并“恐谣言流播，讹传失实，”使皇帝内心焦急，就将勘验情况和处理结果及时向皇帝报告。康熙在奏折上硃批：“知道了，此事奏闻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康熙的硃批肯定了曹寅的报告，并且要他继续打听，随时上报，可见康熙对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视的。至于“陵冢上西北角梧桐树下，陷塌一窟口”是否“当先培填之土不坚”？还是另有“暗道机关”？这就要文物专家去考证了。

　　四个“万嘱”，体现多疑康熙对曹寅也有一片真心

　　由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密折可以看出，曹寅这个江宁织造还要执行一些直接来自康熙的特殊旨令。

　　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709年10月1日），曹寅密折报熊赐履病故，康熙批：“知道了，再打听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若何？尔还送些礼去才是。”曹寅复奏：“遗本系病中自作。闻其遗言，命墓江宁淳化镇之地，不回湖广。”康熙硃批：“闻得他家甚贫，是真否？”曹寅回奏：“湖广原籍有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屋约值七八千两。”康熙又批：“熊赐履遗本系改过的，他真稿可曾有无？打听得实再奏。”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是康熙朝一代重臣，理学家，时人常称他“清廉刚介”。此前康熙和曹寅之间密折中就曾多次提到他。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曹寅在奏折中向康熙报告：“臣来时蒙圣谕令臣存问原大学士臣熊赐履，已于二月二十日往湖广拜扫，俟其来时传旨。”当年四月初一日（5月20日）的奏折中又说：“任大学士臣熊赐履，于本月初一日回江宁，即至臣处，跪请圣安。臣将前存问之旨宣讫，熊赐履望阙叩头谢恩云：‘臣惟有全家顶戴感激天恩。臣自湖广来，一路太平无事。’随即回家。”由此可见生前，康熙对熊赐履是礼敬有加的，谁知其身后康熙还有那么多问号在等着他。

　　由此想到另一件值得一记的事。康熙五十一年七月（1712年8月），曹寅染上疟疾，他让李煦密折上奏，向康熙讨药。当时治疟疾最好的药是西洋进口的金鸡纳霜（奎宁），但即便以曹寅之富有，也难以搞到。

　　康熙立即批复：“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四个“万嘱”，从北京到扬州，康熙派快马赶去，也算一片真心，虽然最终曹寅还是不治而亡，但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