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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7)

2015年01月17日 09:48 来源:新华网  参与互动()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 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 11.5万是奴隶,只有 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 —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 —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年-公元前 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 (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 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 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 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 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 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 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 )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 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3]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债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

  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独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 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 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 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1]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2]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 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当前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是可以被质问的,因为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艺术的极端表现—五颜六色毫无意义的涂鸦,破布烂纸的拼贴,怪诞刺耳的音乐 —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显然是自囚于我们的往昔,缺乏试验的勇气。这些毫无意义的创作,创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众的共鸣—他们也把这些人视为狂人、废物或骗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中产阶级购买者,这些人被拍卖商催眠,又被新鲜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颤。民主政治对这些颓废的作品是有责任的,但也只是意味着,民主政治未能发展出欣赏标准和品位,去替代过去贵族采用的标准和品位,它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限制在一定界线之内,使之可以理解交流,为生活带来启迪,以合乎逻辑的顺序和连贯的整体使各部分保持和谐。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 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编辑: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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