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推出首部杂文集：新书文章都是即兴之作(图)

　　本报记者 路艳霞

　　这年头作家开新书发布会很常见，可像余华这样故作神秘的却没几个。昨天，这位知名作家的新书正式对外发布，虽然发布会日期早已定下，但是没有一个读者、记者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直到大家齐聚在现场，各种猜测才烟消云散。靠写小说起家的余华，这次竟然出了自己的首部杂文集，书名十分耐人寻味——《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新书文章都是即兴之作

　　“这些文章都是即兴之作，而非深谋远虑之作。”余华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地抛出这么一番话。他说，新书里写到的东西比较多，有关于文学、社会的，有关于自己的过去的，也有关于个人嗜好的，对于余华来说， 这些文章都是即兴之作，而并非深谋远虑之作。至于文体的转变，余华这样回复那些好奇的人：“小说和随笔不存在更偏爱什么，小说写多了，就想写随笔，是变换口味的问题。”

　　近十年来，余华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以独特的视角与尖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文学、文化等种种现象乃至怪相一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顽疾与病灶，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及内的深刻反思。“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余华说。

　　成名那一刻后再没感觉

　　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近年来的《兄弟》《第七天》，尽管外界对于余华的作品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他的书本本畅销，也是不争的事实。没想到，幸福的余华却突然忆苦思甜，回忆起写作初期的艰苦经历：“当年我还在浙江海盐，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几乎都是退稿。”

　　那时，因为接到的退稿信太多了，余华找到了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做法：“《人民文学》《收获》退稿信回来以后，我把牛皮纸信封翻过来，再一粘，写上《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再寄出去。”他说，那时家里的院子经常会响起响亮的声音，那是邮递员怕麻烦，从院外投掷进来的大信封发出的声响。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他的父亲就明白，儿子的退稿又来了。

　　这个声音在1988年前后渐渐消失了。那一年，余华至少接到了三四封约稿信。他对父亲说：“我出名了，以后再也听不到很响亮的声音了。”有人问余华，出名的感觉到底什么样？他回答，就在那一刻，以后再也没有感觉了。

　　写作像从望远镜看东西

　　这些年，余华经常到国外参加各种活动，他一边抱怨对旅行感到厌倦，一边又感叹在异乡见到的人和事，会给他的写作带来触动。1995年，他开始动笔写小说《兄弟》，可是后来却写不下去了。直到2000年前后，他接受了一位意大利记者的采访。“那位记者问我小时候的事情，还有后来的事情，他惊讶地说，这是你的生活吗？你才40多岁，怎么会经历这么多！”余华说，他是从对方惊讶的表情中，意识到了《兄弟》这个题材的重要。

　　写作是一个抽象的话题，谈到此处，余华打了一个比喻：“当我们手里拿一个望远镜，最好是军用、指挥官手上的望远镜，它可以把近的东西推远了看，把远的东西拉近了看。其实这也是两种写作的方式。”

　　他解释说，当作家写久远年代故事的时候，要把望远镜拉近了，“任何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带进去的过程就是把望远镜拉近的过程。”但是反过来，他在写《第七天》时，却是把望远镜调转过来，推远了写。“《第七天》虽然说起来好像这个题材和现实最近，但是在叙述的角度上说，又是我最远的那一次写作。”余华说。本报记者 孙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