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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宫大掌门侯恺逝世 曾在左权殉国战争中逃生

2015年02月16日 08:35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参与互动()

  民间故宫大掌门侯恺人去情在业界盛赞:高压下他主政的荣宝斋没有打过一个右派,在历次运动中没有整过一个人世人感叹:几百件名家名作像流水一样散尽,家中只剩名人一幅字、一幅画、一把扇子

  刘红庆

  2月14日中午12点50分,当很多异乡人奔走在回家的路上,而大街上的年轻人忙着与情人约会的时候,在北京南城万明路家中,被誉为“民间故宫掌门人”的荣宝斋老经理侯恺,安静地走完了自己93年的人生历程。

  侯恺无疑是优秀党员,功绩卓著的中国书画艺术传播者和经营者。他27岁主政濒临破产的琉璃厂南纸店——荣宝斋,为了不存私见,侯恺放弃了自己的美术创作。正由于他苦心经营,荣宝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最有价值的文化品牌。

  侯恺的一生,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成了“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之一,都不足以体现他的全部价值。他的老朋友黄永玉感慨地说:“侯恺,好人!”

  山里少年的担忧:“没有山?天掉下来怎么办?”

  侯恺喜欢把自己的出生年份说成“民国十一年”,那是1922年。那年农历四月初六,他出生在山西河北交际处的太行山辽县。虽然家庭贫困,但深爱着他的父亲,让他入了冬学,他“念滑嘴”背会了《百家姓》、《三字经》、《上论语》等蒙学读物,但是并不认识文字。因为在山里成长,所以,一次父亲和他说,到了太谷阳邑,就没有山了。“没有山了?天掉下来怎么办?”少年侯恺想:“老天爷有大山给撑着,多放心啊!”

  1936年,年仅14岁的侯恺进了县城,好在县城也有山。他在华丰蛋厂打杂。第二年7月,因日本入侵,蛋厂倒闭,他只得返乡继续为地主干农活。

  侯恺第一次出门远行,一口气两天走了三个省四个县,从太行山到了河北大平原。

  1938年5月,辽县召开抗日总动员大会,检阅各抗日组织、团体,儿童团也是其中之一。于是各自然村胆子大一点的小孩就被集中到县城参加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县里集训。到了年底,上级决定派人到冀西开辟我们党的报纸、书刊发行工作,但派谁去呢?

  单位共有十几个人,负责人是外地来的知识分子,年岁比较大。除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大家都是县城上过高小的年轻人,虽都比侯恺大,但也大不了多少。他们说:“东乡的大山里常有狼群虎豹出没,到冀西必经那里,危险难免。小侯是东山里长大的,对地形熟,又有与虎狼周旋的经验,他去比较合适。”当他们征求侯恺意见时,侯恺毫不含糊欣然应允。

  事情定下来后,侯恺便带上通讯员和129师政治部的介绍信出发了。离开辽县县城往东,山愈来愈深,路愈来愈险,翻越一座座高山峻岭,攀十八盘,登摩天岭,从山西经河南入河北,穿越大半个辽县,掠过涉县边界,到达武安办完事,转赴邢台地区,住在浆水川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在这里,侯恺第一次看到没有高山支撑,天也高高地浮在上边,人们并不害怕它倾塌。这时候,他才不由地想,少年时的担心,是怎样的多余。

  在河北,侯恺第一次在他乡过年,不过从此也再没有机会回家乡过春节了。

  在左权将军殉国的“十字岭血战”中死里逃生

  1941年秋,“太行鲁艺”招生,19岁的侯恺报了名。冬天,他考入鲁艺美术系,同时任鲁艺教务干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进行“五月”大扫荡,在左权将军殉国的那场“十字岭血战”中,侯恺死里逃生。

  他曾向笔者回忆说:“一条长40华里,宽不过丈许的峡谷,人在谷底,插翅难飞。敌人堵截在前,追赶在后,飞机顺着峡谷扫射轰炸,整个峡谷几乎成了血河肉海。敌机发泄完从我们的视野里消逝了,脸色铁青的罗瑞卿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走了过来,与他同行的还有后勤部长杨立三等几位领导。罗瑞卿给大家鼓劲说,虽然我们腹背受敌,但只要坚持到太阳落山,就有突围的希望,这左边的小山沟给我们留着生路呐!”

  更大的一枚重型炸弹落在侯恺左侧,火光冲天,弹片石块尘土顷刻间噼里啪啦把瘦小的侯恺淹没。他想:“这下一定完了!”

  “我真的死了吗?”又一枚炸弹落到右侧的峡谷,光焰刺眼,侯恺想:“我可能没有死。”他侧身问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李季:“怎么样?”

  “也许是弹片落下来烫了一家伙。”

  两人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这场血战,左权将军牺牲了。当年7月7日,太行军民公祭左权将军,侯恺参与了左权将军巨幅遗像的绘制。

  1942年9月太行鲁艺停办,侯恺等鲁艺学员被送往延安深造。当到达晋西北120师司令部时,贺龙劝他们留在晋西北创办“晋绥鲁艺”。一年后,“晋绥鲁艺”停办,侯恺被调往晋绥抗日救国联合会任文书科长。1944年秋,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成立,侯恺出任教务干事;其美术作品《锄头与枪杆》获七七七文艺乙等奖,奖金200元。

  1946年春,由著名作家孙谦主持,侯恺与杏花村汾酒厂老板的女儿杨娜结婚。1947年冬,回到太行根据地进入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编辑部工作,为《大众报》美编。这期间,他与赵树理共事,并受益匪浅。1948年冬,在石家庄出任大众美术社副总经理、编辑室主任。1949年底,在妻子去世一年后,侯恺与话剧演员白燕结婚。进京后,侯恺在国家出版总署任美术科长。1950年夏,27岁的侯恺,出任荣宝斋党委书记、经理。

  初入荣宝斋,侯恺经常一筹莫展

  初入荣宝斋,从革命根据地枪林弹雨中出来的侯恺颇多困惑。经营生产什么?服务对象是谁?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侯恺一筹莫展,经常一个人跑到天坛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仰天苦思。

  老荣宝斋经营的是古玩字画、文房四宝,附设小作坊、木版水印生产一些诗笺之类,服务对象大抵是一些文人墨客、士大夫悠闲阶层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少数汉奸、贩毒暴发户等。这一切与侯恺从革命根据地所受教育形成的观念格格不入,他认为老荣宝斋的一套模式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毫无关系。为了面向广大工农大众,他把店堂里的古玩字画换成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报。许多年后侯恺告诉笔者:“开始时把荣宝斋搞了个一塌糊涂。”说这话时,他自嘲地笑着,笑容天真而灿烂。

  在主管部门领导和文化界名流的启发下,侯恺逐渐明确了荣宝斋的发展方向。他想,荣宝斋不是杂货店,它不承担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责任与义务。荣宝斋为工农兵服务,是间接的,即通过古玩字画,展现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于是,荣宝斋的办店方针明确了,侯恺说:“以其业务所长,对内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为了充分发掘和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绘画传统,侯恺在荣宝斋原有藏品的基础上,提出在荣宝斋内创办《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这一宏大构想。他积极从民间收集历代名家名作,将国宝级文物送交故宫博物院等各地博物馆,同时将故宫和各地博物馆的多余藏品拿回荣宝斋。他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大批古玩鉴赏专家,确立了荣宝斋的良好信誉,赢得了故宫等各地文物单位的赞赏与支持。

  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有一些旷世奇宝,如唐代名品《簪花仕女图》、五代《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它们不仅是绘画史上的珍品,而且对研究唐宋社会风情都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它们独一无二,许多人难睹其芳容,为此,侯恺提出由荣宝斋组织画师、技工复制这些名作,以期有更多的人更方便地看到它们。

  侯恺的提议得到北京故宫和辽宁方面的允诺。他们提出,要复制就复制两幅,荣宝斋拿走一幅,留一幅供故宫展出,而真品则收藏起来妥善存之。

  荣宝斋与故宫的合作开始了,侯恺心目中的《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大型展览也在一步步实现着。在这一过程中,荣宝斋聚集了各朝各代名家各派的大批杰出作品或其复制品。选其代表作采用木版水印法复制销售,木版水印这门技艺也在不断探索中,由起初只能复制盈尺小幅发展到复制丈二尺幅的大张巨幅,由纸本发展到绢印本。

  在这一过程中,荣宝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取得了双丰收。荣宝斋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1966年荣宝斋成了“大黑店”,侯恺为工农兵服务的“间接论”方针受到无情批判,《中国绘画的源流与发展》也流产了。然而侯恺和他的同仁们为此收集、复制出的大量作品,却成了荣宝斋的“镇斋之宝”,使荣宝斋赢得了“民间故宫”的美誉。

  甘做“店小二”,但从不依傍书画名家自己发财

  侯恺常对人说:“我一辈子就是个‘店小二’。”为了能给当代书画家们提供一流的创作材料,荣宝斋取华夏山河之灵气,酝酿成品中之品,监制了纸、笔、墨,让画家用得放心。

  侯恺曾三下安徽泾县,深入宣纸生产第一线调研,根据书画家的要求,对质量指标提出量化要求。他细心了解了宣纸生产的全过程,对每一道工序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纸质提高形成何种影响了如指掌,侯恺当年向国家有关部门寻求对泾县生产宣纸予以支持取得效果,许多年后侯恺再到泾县,那里的宣纸生产已成集团公司,他们说:“没有荣宝斋的指导与支持,就没有泾县宣纸业的今天。”

  当年侯恺了解到,制作毛笔缺乏优质狼毫是因为我国东北的黄狼皮大量出口,而制作毛笔却需要从国外进口黄狼尾巴。每买进一条尾巴,花费是出口几条黄狼皮却赚不回的钱。侯恺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东北方面马上做出反应:我们的黄狼皮不出口了,我们协助荣宝斋做成毛笔再卖!

  1958年,傅抱石、关山月共同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荣宝斋承担了所有的后勤服务。傅抱石在创作中缺什么东西,总说:“家里拿去。”人们问:“你的家不在北京呀?”傅说:“‘画家之家’,荣宝斋嘛!”

  敬重画家,但是不依傍画家,自己更不会靠画家赚钱。侯恺说:“我有两个原则,一是,宝剑赠英雄。画家们给我的画,我大都给了另外一些欣赏它们的人,供其参考学习;二是,没钱宁愿脱了裤子卖,也不能卖朋友们给我的赠画。”

  几百件名家名作在侯恺手里像流水一样散尽。晚年,侯恺家只有一幅郭沫若的字、一幅吴作人的画、一把启功写的扇子。郭沫若的字是书法家李铎借去又送还的,吴作人的画也是一家出版社印挂历借去送还的。侯恺说:“如果他们不还,我也不会记得这事。”许多画都有去无回,侯恺说:“李铎是个有良知的好人,让我晚年还能看到一点大师们曾经给我的友爱。”

  运动中不曾整人,不戒烟有自己的理由

  在荣宝斋工作了36年,侯恺赢得了上上下下的赞扬。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最为难得的是,在历次运动中,他没有整过一个人。当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给的压力很大,像荣宝斋这样与传统文化打交道的单位,有不少传统文化的痴迷者,其家庭背景也各不相同。“右派”有人数要求,侯恺却一个也提交不出来。上级领导指责侯恺:“别人打老虎,你连个苍蝇也打不了!”

  侯恺一瞪眼:“荣宝斋生意我最清楚,你们说我打不了,你们去当经理,这经理我不干了!要打先打我!”

  不少怀疑自己可能有各种问题的人,在侯恺的保护下,躲过人生劫难。不过,话虽说得痛快,面对上面左右摇摆的瞎指挥,侯恺也非常犯难。他经常独自到天坛公园坐在那里苦思冥想。所以,那里被荣宝斋人亲切地称为“侯恺发愁处”!

  侯恺一生爱抽烟、爱喝酒。很多时候有人劝他戒烟,说:“抽烟不利于健康!”侯恺不屑地反问道:“哼,贺老总(贺龙)是抽烟抽死的?彭老总(彭德怀)是抽烟抽死的?”

  在他参加革命的早年,在晋西北曾在贺龙手下工作,在太行山曾在彭德怀手下工作。而贺龙、彭德怀的遭遇,也让他这个老部下一生有点忿忿然。他说:“天下难道是一个人打下来的?”

  侯恺有四个儿子,侯恺叫他们是“四条汉子”。受家庭影响,他的四个儿子都成了画家。其中次子侯晓明山西大学美术系毕业,和著名电影导演米家山是同班同学。

  侯恺晚年一直由四子、著名国画家侯晓东陪伴。父亲去世后,侯晓东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他说,虽然近半年来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最近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但是按照老人的一般状态,还算好。因为快过年了,侯晓东还约了清华池的师傅来为父亲修脚。老人对过年也非常乐观。可是,14日中午喝酸奶呛着了,造成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医院电话,等医生赶到的时候,老人又恢复了正常。家人、医生商量索性让老人到医院检查一下,就给侯恺穿外衣。侯恺问:“为什么穿衣服?”“去医院。”侯恺问:“为什么要去医院?”家人、医生耐心解释。就在这个过程中,侯恺突然不好,然后就彻底放下了他热爱一辈子的文化事业。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东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中国书画界、荣宝斋和亲戚朋友,将最后与侯恺告别。在马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侯恺为自己正直的艺术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中国书画界会记得他,因为他的人品、作风、功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编辑: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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