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福鼎旧事：向中央写报告要求调低工资(组图)

　　2015年3月12日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与赛福鼎于上世纪30年代相识于塔城，一同赴伊犁参加革命，一起满怀激情迎接新疆和平解放，一道同甘共苦建设新疆，一生相濡以沫追求理想，共同走过了大半辈子。

　　抚今追昔，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赛福鼎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为人与品格，体现在日常的凡事之中。

　　就让我从赛福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事说起吧。

　　相识塔城患难与共

　　1935年，赛福鼎赴苏联中亚塔什干大学(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留学。1937年毕业后，被分到《塔城日报》工作，开始做杂役，后来先后从事翻译、编辑工作等。

　　赛福鼎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在师范学校、塔城中学兼职任教，教授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培训班作讲座，同时担任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副会长等职务。我与赛福鼎初识于一所中学，那时我是学生，他是老师。赛福鼎老师年轻、英俊，待人和蔼，视野开阔，才华横溢，很受学生爱戴。

　　赛福鼎爱好文学，他的处女作《统一战线》就是于1938年在塔城写成的。在塔城，他还创作和发表了诸多中短篇小说、剧本，并翻译了苏联文学作品。赛福鼎为学校创作了《九·一八》独幕剧剧本，表现抗战时期东北某山区一支女游击队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选择我出演主角，演出获得了成功。

　　1939年3月，赛福鼎与我在塔城结婚。婚礼相当简单，我没有向他索要任何彩礼，他也没有给我买一件像样的礼物。那时我还在读书，赛福鼎只有每月40元收入，要负担我们一家五口人(我母亲及弟妹3人)的生活。生活虽然清贫，但我们的感情深挚，工作丰富。中学毕业后，我被正式调入文工团，赛福鼎写剧本，我演戏，一起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之中。

　　1942年，盛世才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亲苏亲共转向反苏反共。赛福鼎是留苏学生，自然受到当局的排挤和打击。1943年1月，国民党在塔城成立了国民党分部，专员和警察局长都有了变动。当年1月1日，赛福鼎和我同时被撵出了塔城报社。

　　失去报社的工作后，赛福鼎担任的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副会长的职务也先后被撤职。会长阿吾提阿吉安排他做维文会的会计工作，但不到一个月，便接到命令，连会计也不让他做了。为了养家糊口，赛福鼎就找零工做，他在俱乐部找到一份杂活，张贴海报、售票收票、检查打扫大厅卫生、布置摆放凳子等什么都做，每月领取20元薪水。但后来，这份工作也没保住。因生活所迫，赛福鼎被迫将稍微值钱的衣物和物品一件件变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赛福鼎突然遭到当局逮捕，要他交代：为什么到苏联留学？在苏联领事馆接受了什么任务？为什么要写吹捧列宁的文章？赛福鼎经亲朋好友保释出狱后，警察还时常冲进我们家里，将我撵出去，紧闭房门，单独审讯赛福鼎。塔城待不下去了，经赛福鼎不断请求，行署专员终于准许他离开塔城。1943年6月，我们一家乘坐赛福鼎亲戚买买提里·托乎提家的马车，举家迁往伊宁。

　　1944年，赛福鼎参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的“三区革命”，汇入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洪流之中。1945年，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等职，成为革命领导人之一。

　　1949年9月，赛福鼎同志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他的申请。同年12月27日，赛福鼎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维吾尔族最早的共产党员。1949年12月，他被任命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赛福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赛福鼎出任主席。

　　我从1949年12月至1978年，一直担任新疆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副主任、主任，并在新疆师范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自治区文化厅等部门任职。

　　作为新疆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赛福鼎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也忙于工作，我们离多聚少，经常见不上面。赛福鼎党性原则很强，口风很严，很少讲工作中的事情。他的一些情况，我都不知道，只是到了晚年，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干部，以及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到家

　　里来看望他时，才无意中告诉我的。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赛福鼎的秘书阿不都卡德尔·依买提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到基层视察途经某县时，县委为他们准备了一顿饭。离开时，赛福鼎问结账了没有，秘书向他报告，县领导说不收首长的钱，由政府开销。赛福鼎听完后，露出不高兴的表情，立即要求秘书算出这顿饭的总开支，并召集同行的8位同志平均分担了费用，才继续上路。

　　赛福鼎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收受下面的礼物。有些部门和个人寄来或送上门的礼物，赛福鼎都会及时付钱给他们，并要求他们今后不要这样做。从下面州县返回乌鲁木齐的时候，他总是过问一下车上的物品是什么，从哪里来？付钱了没有？每当收到有关干部受贿、贪污的控告信件时，他都严肃地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审查，并将处理结果报他。他坚决反对干部在老百姓面前摆架子、盛气凌人，高高在上、搞特殊化等行为。

　　赛福鼎的工资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待遇为标准的，比省、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要高，这使他心中很不安，反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取消高出省级工资的那部分，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要求，调低了他的工资。

　　1959年到1960年，毛主席倡导各级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当工人、农民，将军下到连队当兵。赛福鼎同志感到这非常有必要，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他带上简单的行李，到新疆天龙钢铁厂当了一个月工人。郝成仁同志曾经长期在赛福鼎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曾告诉我说：“赛老每天同工人一起，到采石场用铁锤砸石碴，累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当时劳动量大，吃得又差，我们怕把首长拖垮了，就想找头奶牛给他挤点奶补一补，结果他批评我们说：‘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大家不都这样吗？’他照常在工人食堂排队打饭(通常是玉米糊糊、粗粮发糕、一点咸菜)。”

　　1964年，赛福鼎到喀什蹲点搞“社教”，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郝成仁告诉我，他们随赛福鼎到喀什疏附县乌帕尔公社一个大队抓“四清”试点。开始是在一位老乡家吃饭，每天早晨饭桌上放着一海碗糊糊，按当地习俗先由年龄大的开始喝，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轮，都用这一个碗。这家的一位长者有很长的胡子，每喝一口胡须上都要沾上糊糊。他们看到赛福鼎也跟着喝，心中有些别扭，提出不能在这里吃饭了，赛福鼎严厉地批评他们说：“群众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郝成仁他们为了赛福鼎的身体健康，背着他向社教团团长赵子和同志申请每天增加一份牛奶，并把包谷馕换成白面馕。赛老见到他的饭菜变了，工作人员都躲在一边吃饭，顿时面露愠色，后来老郝承认这是他同赵子和私下做的事。知道真相后赛老没说什么，但是以后每次吃饭，他都要将牛奶和白面馕与大家一起分享。

　　赛福鼎平易近人，待人和蔼，与老百姓之间没有距离感。他在基层调研，群众很愿意也敢于反映问题。可是有时候开座谈会，赛福鼎不在，群众就不愿发言或不知道怎么讲话了。只要赛福鼎一到场，三言两语就让气氛活跃起来了，群众争着发言。每当赛福鼎从群众中了解到问题以后，都要与当地领导通气，商量怎么解决。一天我们从喀什前往英吉沙，路过一片农田，那里有很多干活的农民，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走下来同群众打招呼。群众一见是赛福鼎来了，都围上前来，赛福鼎询问了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没想到群众纷纷诉起苦来，有的还哭了，他们反映少数基层干部作风霸道，打骂群众。工作人员在一旁想制止这一场面，赛福鼎却非常耐心地让群众把话讲完。事后，赛福鼎非常严肃地批评了陪同的地委书记，责成地区派工作组深入调查，尽快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及时向他汇报情况。后来这里的干部作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群众都十分感谢赛福鼎主席。

　　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赢得人民信任的法宝。赛福鼎经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父母，得罪他们甚至站到他们的对立面，那就不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