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民国恶劣风气:烟毒泛滥 嫖娼盛行 赌博成风

　　民国时期赌场内的赌徒群像

　　开栏的话

　　民国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离今天不“古远”又不“太近”，这种恰当“距离”格外增添了对它的“关注度”，成为催生当前“民国热”、“民国风”、“民国范”的重要诱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述说，也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碎片化甚至过于美化的倾向。这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是不科学的。民国真的是“黄金时代”吗？民国究竟什么样？从即日起，本刊开辟“透视民国史”栏目，约请专家客观准确解答这些问题，带您走进“真实的民国”。（刘英）

　　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的评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新发现”：例如，有说法认为，“民国社会风气自由活泼，创中国历史之最”；再如，“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民国时期人民生活并非宣传中的那么差”等等，这些认识有失偏颇，并未全面、整体地了解与观察民国时期的旧中国，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想就烟、赌、娼社会的病态透析民国时期弱势民众群体的生活状况，以窥见民国社会风气之态势。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嫖娼盛行、赌博成风，在这一系列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病态中，烟民、娼妓、赌棍等弱势民众群体的生活状况，可真实折射民国社会深层的社会危机。民国社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天灾连年不断，再加上各届政府腐败无能，整个社会控制系统处于紊乱失调的非常规状态之中，这给烟、赌、娼等社会公害的滋生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毒风：烟毒使民国社会风气败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成灾，给个人、家庭、社会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烟馆林立，烟民充斥。无论沿海、内地，还是城镇、乡村，烟馆到处皆是。除专门烟馆外，旅店、浴室、妓院、轮船等服务行业均兼做烟馆生意。真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烟民也随处可见，又可谓“三人行，必有瘾者”。土产鸦片泛滥之前，国内鸦片主要是由外国进口。因价格昂贵，吸食者仅局限于富有之人及游手之辈。随着价廉易得的土产鸦片大量种植，农民日渐成为吸食的主力。在产烟大省，吸食鸦片是极普通的事，如在云南，“所见男妇童孺，类多吸烟”。在四川，“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盏，以烟敬客”。关于烟民人数，清末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曾估计：1906年达到4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烟民登记问题给各省县的训令中称:“全国平均烟民占总人口的6%”。当时全国人口大约有4亿人，烟民达到2400万，几乎相当于当时英国的总人口数。烟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遍布社会各阶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贫苦百姓、富商大贾，还有军官、士兵、警察以及学生，甚至还可以看到骨瘦如柴、满脸烟色的乞丐” 。

　　烟毒致使“烟民”变“废民”。烟毒含有的毒素对人体危害极大。其特点是极易使人上瘾，吸食之后，对鸦片会产生强烈的依赖。如果长期吸食，在体内发生慢性中毒，使吸食者由强壮而衰弱，由衰弱而疾病，由疾病而死亡。烟毒的摧残使烟民个个丧失意志，善恶不辨，唯以满足烟瘾为追求目标。在民国随处可以看到瘾君子的形象：“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嶙峋，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烟瘾发作时“呻吟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哈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重者在床上地上打滚，叫苦连天” 。

　　烟毒拆散家庭，祸及子孙。吸食烟毒者，不仅精神崩溃，生活态度也发生转变。整天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置家于不顾，这必然导致家庭生活不和睦，夫妻之间，父子、父母之间关系紧张，经常发生纠纷与争吵。烟毒是高消费品，烟民为满足烟瘾往往不惜大肆挥霍，遂致富者中落，贫者益窘，最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因吸烟毒“控请离婚”之事经常发生，酿成人间一幕幕家庭悲剧。正如民间对联写的：“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动；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舍，不见烟火冲天”。

　　烟毒的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1928年11月，胡汉民在禁烟会议上指出：吸食烟毒在国人心目中是“极体面、极时髦的事”，“是贵人富翁所做的事”，一些无钱吸食的人，“每每向往不止，以自己无能为大憾”。民国社会吸食烟毒不仅被当作一种时尚，而且烟毒成为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习惯”。邻里纠纷、商场往来大都在烟榻上解决；朋友聚会也在烟榻上过瘾畅谈；甚至“以为鸦片可以羁縻住人”，为了避免子女外出嫖赌学坏，诱子吸烟，在家看守教育的事例也颇多。可见，烟毒对民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民国社会烟毒泛滥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外国烟商的走私、贩运，致使中国“成为万国私贩烟土的总贸易场”；二是历届政府重税不重禁的误国政策，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约，导致烟毒泛滥；三是军阀贩运烟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四是黑社会、土匪、烟帮为谋取暴利，纷纷染指鸦片，充当鸦片泛滥的媒介；五是社会民众素质低下、医疗教育事业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缺乏正当的娱乐活动等等，都为烟毒泛滥提供了有利条件。

　　赌风：民国社会赌徒究竟有多少？民间有“十人九赌”的说法

　　民国年间，赌博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民国社会赌徒究竟有多少？民间有“十人九赌”的说法，就全国而言，显然言过其实，但就局部地区与个别城镇而言，其言属实。总体来说，民国年间参与赌博、涉及赌博的人，数量非常庞大。其中以赌博为业、整日泡在赌场、以赌场游戏人生的人，占有相当比例。

　　民国社会，当官的赌，当兵的赌，教书的赌，男人赌，女人赌，老年赌，少年赌，土匪赌，帮会赌，娼妓赌，乞丐赌，流民赌，穷人赌，富人赌。赌风吹遍天南地北，遍及城乡。赌风充斥着整个民国时期，反映了社会的颓废、人性的迷失和精神的荒芜。

　　赌风严重，但历届政府没有根治赌风的办法。辛亥革命后的政府，禁赌态度似乎是坚决的，并且从法律上予以禁止。尤其是蒋经国在赣南禁赌措施之严、力度之大，一时被传为佳话。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一方面禁赌，另一方面又公开或变相地鼓励赌博。如1927年和1932年，广东省财政厅几次公开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等赌博项目，借此增加所谓的“防务经费”。议员嗜赌成为民国社会一大特色。正如人们评论的：“嫖议员、赌议员、烟议员、疯议员、瞌睡议员、哼哈议员、武小生议员、花面议员、捐班议员、金钱议员。”

　　官府在禁赌上往往是前院紧后院松，禁民不禁官。历届政府禁民不禁官。当时舆论指出:“官府严禁赌博，对人民雷厉风行，监禁者有之，罚办者有之，而官署深处，依然呼卢喝雉，十分投入，此固人人所知，而亦人人所不敢过问者也。” 北洋政府的官员贪赌，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面忙着劫收和内战，一面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士兵带头赌博，社会风气越加浊化。

　　有人分析总结了民国时期赌徒群体的三种类型： 其一，常胜将军型。在民国的赌徒中，一部分开办赌馆的老板以赌博为业，依靠赌博发达起来，既是赌业的组织者，又是赌场的参与者。他们抓住赌徒想赢怕输的心理，想方设法吸引赌徒玩赌。致使其越赌越输，难以自拔，直至输个精光，甚至赔上性命。赌场的老板被人称之为“常青树”，他们敛财发家致富，是建立在大多数赌徒破财输光的痛苦之上的。

　　其二，官赌结合型。民国社会政府官吏涉足赌坛者大有人在。四川地区的军阀、官吏同哥老会头子、恶霸地主、大小土匪一样沉溺于赌场中。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高级首脑的属下，只要战事停息，便终日沉浸在赌场，大肆挥霍搜刮来的钱财，过着赌徒式的荒唐生活。成都四个著名的“明堂子”(公开赌场)，都是军阀所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当差的官员身份复杂，有的是帮会会员同时又获政府的官衔；有的一脚踩着赌场，一脚踩着官场。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帮会头子，在插手政坛的同时，足踏赌坛，充当近代上海有名的大赌窟——“181号”赌窟的保护人。由于他们官赌结合，赌场经营安全，吸引社会各界赌徒，包括官僚资本家、银行经理、洋行买办以及党、政、军、特等。

　　其三，家毁人亡型。这种类型的赌徒输得极惨，却死不回头，最终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赌徒自己或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或饿死他乡，或不知所终。对于这些赌徒来说，赌场既是游戏人生的舞台，又是其自我毁灭的坟墓。

　　娼风：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良为娼

　　娼妓业兴盛，是民国社会又一病态。民国时期，从事娼妓业者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时人撰文给予大概的估计：民国时期，“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众多;在开放娼禁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淫为副业的妇女，统计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数目”。民国娼妓发展规模堪称世界之最。据1917年调查，世界各大都市中，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京、上海八大城市的娼妓相对集中的地方，尤以上海、北京为最多。民国时期各地妓院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尤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最为严重。据调查在北京前门外、韩家潭附近的八大胡同等地，各类妓院达332家；1920年上海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娼妓院，包括公共租界、英法租界的妓院，娼妓人数达60141人。广州的各类妓院(即老举寨)共131间。妓院林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娼妓之众。

　　民国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良为娼。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经济遭到重创，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实行高额的地租剥削，繁杂的税赋压榨和沉重的高利贷盘剥，加之天灾人祸对农民的迫害、摧残，农民生计陷入绝境，纷纷离村，而流落他乡或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女性亦不例外，都市对女性而言，既充满诱惑，又布满了陷阱。她们到城市生活，不是苦难生活的转机，而是非人生活的继续。她们或者到工厂做工，或难以找到正当职业，而投身于人肉市场，被迫为娼;在工厂的女工，往往因不堪工头的欺凌，也以卖淫为生；有的父母“为着贪图厚利而强迫女儿为娼” ；还有的妇女被贩卖、典押作为娼妓。在1933年“国联”妇女调查团的报告中，证实了中国为远东地区贩卖妇女作为娼妓最多的国家。

　　民国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娼妓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旧传统逐步瓦解，新制度尚未确立，社会充满了浮躁与萎靡。前清遗老、民国新贵、暴发户们要排遣情怀和领略春色，以补偿旧时的遗憾。娼妓业一方面为甘愿过嫖客生活的人群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对一部分耽于逸乐生活在城市中的妇女充满了诱惑。“虽然她们的生活在经济方面不成问题，但因为她们爱好奢华，喜欢放荡，想不费丝毫的心力却能获得丰衣美食，获得更高的物质生活上的享受，而去当娼妓” 。

　　娼妓是制度性的，它与整个的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展开“禁娼风暴”。1949年，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此后，在新政权的整肃之下，全国各地妓女得到解放。妓女们在教养院里学习、劳动，在医院治病。之后有的嫁人、有的回家、有的进入工厂做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   赵英兰(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