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桂林曾为抗战提供重要情报 被捕后在狱中牺牲

　　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的“美龄号”专机在长春停留三天。长春当时是东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宋美龄此行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慰问了一位国民党党专系统地下抗日组织英烈家属。这个人是谁？他曾经为中国的抗战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为何家人受到这样的礼遇呢？

　　领导留日学生运动

　　吸纳伪满官员子女加入抗日组织

　　这位烈士的名字叫贾桂林，他曾是国民党驻日党务专员。抗战时期，他是国民党在日本留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早年就读于沈阳师范学校，受梅公任校长影响，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国民党，编入隶属教育系统的中组调查科，又到沈阳冯庸大学就读。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软禁校长冯庸，而大部分师生当晚从马三家子火车站登上火车撤往北平，其中就有贾桂林。其后，他加入了11月1日成立的“冯庸大学抗日青年义勇军”，在两个月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时奔赴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参与战地救护。他出任科长兼少校军衔的法务官，亲历了淞沪抗战。

　　之后，贾桂林走上“反满抗日”道路，陆续转入北平中国大学成立“光复社”，自任总经理并发行《光复》报，加入南京在东北协会的北平支部“东北青年学社”，组织发行《东北青年》刊物。

　　1936年6月，贾桂林受国民政府委派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留学生名义前往日本开展抗日工作。1940年1月，他在天津见过国民党辽宁省党务专员、旅日留学生总负责人罗大愚(罗庆春化名)，被指派马上结束这一段的休学，作为留日学生组织负责人立即动身返日。贾桂林接受的指示是：回到早稻田复学，开展对留日东北青年的工作。

　　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罗庆春于七七事变的当月，积极聚集来自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组成了秘密团体“抗战大联合”。次年毕业回国，罗庆春在重庆接受过为期一年半的训练后，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党务专员的身份，以罗大愚的化名深入到伪满洲国，组织并亲自领导“东北抗战机构”。

　　1939年年底，贾桂林在天津被罗大愚说服，到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工作，接受委任“驻日党务专员办事处”指导员职务，不久后出任了专员。他充分利用留日学生的身份为掩护，负责领导“驻日党务专员办事处”的全面工作。1940年1月，罗大愚把在日留学生抗日团体“抗战大联合”交给他进行改组，使其成为“东北抗战机构”的下级组织。贾桂林把日本全国分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等五个地区，各地区指定了责任人，自己担任总负责人，在约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员50余人。其中，包括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之女阮守兰、参议增韫之女增钟纪、北安省长李淑华之长子李金声、中央银行阚潮洗之女阚秉葳等，伪满洲国重要大员的子弟发展了不少，可谓成绩斐然。但此时，由于成员中发生了恋爱关系问题，并引发成员之间由对恋爱关系持不同意见而发展到对组织的分歧。因为对此负有责任，他被免去全日本负责人地位而降为东京区负责人。

　　成立“中华救国团”

　　为抗战提供重要情报

　　贾桂林一方面想要积极扩大抗日势力，另一方面也受到重庆方面秘密指令，他重打鼓新开张，组成了新的更大的团体“中华救国团”。从1940年4月到1942年12月，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的伪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加入了“中华救国团”。

　　一直由罗大愚单独指挥并与其单线联系的贾桂林，搜集情报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他陆续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罗大愚的联络地点是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贾桂林的日本住所是东京市世田谷区祖师谷町二丁目一二二四番地。仅1941年2月，贾桂林就向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寄去如下情报：桦太石油的产量、尾古泽铜矿的产量、伪满油母页岩液化的情况、钨矿缺乏的情况、铝的不足情况、煤炭的不足情况等。即使他后来被降职后，也没有影响他的“反满抗日”大志，仍然认真提供情报。他于4月末照例向天津英租界中街德士古洋行提供情报，而且是更重要的情报：日本的政治逐步放弃民主主义，向独裁的军国主义国家转化；日本政治家希望通过汪蒋合流而实现和平，但军人们强硬地坚持；日本滥发不兑换纸币，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由美国进口的铁屑、石油数量减少，因而对于军需工业的经营和战争的进行，带来很大的掣肘。

　　被捕后在狱中牺牲

　　隐蔽战线的抗日志士能否被铭记

　　发生在1942年的“贞星事件”，使国民党党专系统地下组织损失巨大。不仅有国民党地下工作骨干数十人相继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远在日本东京的贾桂林也不幸被捕，被押送到长春伪满新京首都警察厅的留置场监狱关押。

　　贾桂林在狱中受尽日军酷刑，1943年5月10日在狱中牺牲，年仅34岁。贾桂林的孙子名叫贾利东，他曾听奶奶曹丽馨说，狱友们讲贾桂林应该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的。当时，日军已经拘审贾桂林一年多，但没有得到证据证明其原述罪行成立，日本人只好这样做，免除后患。

　　贾桂林被捕后，国民党组织把他们一家人从日本东京秘密接回，安排在长春民丰街二条悄悄住下。贾桂林牺牲后，东北党办专员姚鹏岭每月按时过来送生活费。1946年1月，宋美龄的“美龄号”专机抵达长春大房身机场后，次日，便来到二道河子区民丰街二条贾桂林的家，对家眷予以慰问，留下了慰问品和慰问金一万元，并对烈士妻子曹丽馨许下诺言：一是将贾桂林的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一定要抚养好烈士的子女；二是在贾桂林出生地铁岭塑一尊烈士铜像；三是在长春也留下个纪念方式，将这条烈士走过的路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为“桂林路”吧，好证明这里有一位隐蔽战线的抗日英雄……她让一旁的长春市市长赵君迈一一记下。

　　宋美龄长春之行的这些承诺，均因不久后的内战而未能实现。但她发放给贾桂林家眷的那些钱，在长春被久困长围的时候可是发挥了大用途，被派上了大用场。贾桂林的家眷几次换得了比金子还管用的窝窝头，得以留住了四个孩子和一个大人的命。关于纪念街路，长春市后来的确有了“桂林路”，但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证实这一路名的根据和意义，与纪念抗日志士贾桂林相关。

　　两年后，国民党大撤退时，国民政府派人来告诉：上方给你们留出来四张飞台湾的机票。曹丽馨一数，五个人，却只有四张票。俩儿俩女都是桂林留下来的，桂林不在了，我的任务就是抚养他们成人，一个也不能少！五个人四张票，曹丽馨不忍心撇下任何一个儿女，绝不能再有骨肉分离的事情！再说，全家对长春也有了感情，毕竟桂林的尸骨永远地留在了长春，而到新的地方那也是举目无亲的。曹丽馨下了决心，没有去领那四张飞台湾的机票。一家人就留在了东北长春，后来又定居吉林市。　冯堤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