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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倔强通透的书写者已经远行

2016年05月05日 13:53 来源:北京日报 参与互动 

  作家陈忠实先生2016年4月29日晨逝世。在纷纭的祭奠中,他的心血之作《白鹿原》重又成为瞩目的焦点。对文学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陈忠实,陈忠实就是《白鹿原》。与其在知识谱系里为陈忠实先生列传,倒不如回到文学之道,看看《白鹿原》的“众妙之门”。

  独步中国当代文坛的传统情怀

  陈忠实是绝望的现实主义者,《白鹿原》是记载中国乡绅没落的悲壮史诗。《白鹿原》的叙事视角及传统情怀,足以独步中国当代文坛。1949年以来,革命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及价值趣味最为常见。两者在写作手法及审美信仰上有大的差异,但在价值观方面,很多地方都是趋同的,都带有浓厚的救世意味。前者容易简化人的复杂性;后者迷恋“全人类”,容易抹杀地域性和差异性。当代的中国文学,不乏“现在”与“未来”的声音,但很难听到一个来自过去的“老人”讲话。在一个受困于加速度竞争逐利、凡事追求新陈代谢的社会,人们是无暇甚至是羞于倾听一个“老人”讲话的。陈忠实反“现在”与“未来”之道而行之,借一个“老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乡绅阶层由没落走向终结的大历史。让“老人”讲话,让乡绅“临终遗言”,这是大手笔的写作选择,陈忠实没有辜负20世纪以来中国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

  《白鹿原》写的是大限,作者所参透的,是死亡的“福音”。这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永恒观,陈忠实从地域性、差异性中悟出虚无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劝喻,很了不起。面对大限,陈忠实给出的答案是:会失救,会无救,也不救,但要挺直腰杆。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赴死精神,正是士大夫及乡绅阶层的美德与最高价值观。这些,也正是《白鹿原》所含的传统情怀。

  诗意、良心与胆识

  对历史,《白鹿原》的解释办法就按改朝换代的逻辑来。这种处理办法,非常倔强,相当通透。

  《白鹿原》设置了几种关键角色:圣人,乡绅,中医,女人,长工及长工的后人,革命者。圣人是预言者。阴阳五行说在古典社会终结之际显灵,那来自《周易》、《洪范》的传统,为宗法制充当了扶棺者的角色。圣人与素王,发不出天问,但为乡绅扶灵。乡绅分两种,一种是由世家而来,如白家,一种是靠买卖而来,如鹿家。乡绅是受难者,他们将失去一切,权力、财产(包括女人与儿子在内的财产),乡绅中的至人——白嘉轩,还将失去眼睛、脊梁、魂灵和名望。中医在这里,将失去救人的本领,最后,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死亡来得快一点,让斯文没那么快扫地。女人既是生殖者(如白嘉轩的七房女人、鹿子霖数不清的相好等),也是祸水,更是淫娃厉鬼(如小娥),她们是利用色与性参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怪异力量(《白鹿原》没有一个丑的女性)。长工及长工的后人,他们同样经历了惨烈的命运——鹿三安于天命,黑娃鹿兆谦以仇恨立身,先“睡”乡绅的小老婆,后劫乡绅的家产,鹿三与黑娃必将陷入断绝父子关系的血缘决裂。革命者是这一切的审判者与终结者。白灵灵这一角色,设计得尤其好,从性别意味上宣告了传统的终结与白鹿神迹的消失。但假如没有白灵灵儿子的出现,《白鹿原》会更好,她儿子的出现,是小说的败笔。

  改朝换代的历史化叙事策略是天意与人道并行,以天灾人祸之法记录传统社会的崩溃及乡绅阶层的终结。天意释放魔鬼,在乡绅至人身上也安放了魔鬼。白嘉轩听从圣人与神迹的召唤,骗买了风水宝地,然后在天字号水地上种“土”(罂粟),发财致富,后成为族长,通过各种办法树立并巩固了以宗族制度为核心的乡村秩序。在这期间,乡绅用拼命娶女人拼命生孩子尤其是生儿子之法,应对天灾人祸。特别要指出的是,《白鹿原》里的人祸里包括红颜祸水。但天灾人祸还是接连着来了,死亡与大限贯穿《白鹿原》的始终。死亡率先而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子”,开篇这一句话,基本上概括了白嘉轩这一乡绅至人的基本价值观,这是对生殖力的自我骄傲,而非现代式的对人命的尊重。无论能不能生,女人们都先后死于非命,即使是那个尽了最大生育能力的仙草,也没能善终。那些因生育而存在的女性,皆非寿相,因性欲而存在的女人,死得更惨。鸦片、“交农事”事件、自由恋爱、通奸、大旱、饥荒、人吃人“来”了,土匪来了……朝代更替,最顽固的宗法制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乡绅是这一变迁的受难者。乡绅倒下之后,能制造恶但同时又能平衡恶的中坚力量不在了,乡村全盘承接了宗法精神自带的种种罪恶。圣人给世人留下三句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圣人负责预言,至人负责受难。陈忠实的心学里,除了诗性,还有良心与胆识。

  何以《白鹿原》终成绝响?

  有这样的良心与胆识,其它的瑕疵,是可以原谅的。世上本无完美的作品,通行的文学批评表扬体早已抛却了这个基本常识。《白鹿原》的有些趣味和价值指向当然是可以商榷的。譬如说女人是祸水、是生育机器的叙事趣味,即使放到清代以前,也不是绝对主流式的叙事趣味。另如对掌勺手艺人的有意矮化,也是价值观偏颇的反应。从现代眼光来看,许多价值观,就是应该被革命的。但从叙事人——乡绅的眼光来看,又是合情合理的。在绝对的现实主义写作者这里,你很难刻意强调现代的女权主义,因为小说是活在宗法制下的“老人”在说话,是乡绅在吹唢呐办丧事,你很难让现实主义刻意营造出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白鹿原》求的是现实之真与经验之实,忠实就是这个作家的命格,无法苛求。

  《白鹿原》的叙事趣味与价值取向,足见陈忠实的倔强与通透。固执而通透的作家不少,但倔强而通透的作家并不多。在陈忠实这里,倔强是一种美德。倔强使他逆势而行:拒绝“全人类”的价值召唤,据本土的“过去”洞察更大的悲剧;不迎合浪漫化、苦难化农民的底层文学大势,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他的倔强,不仅仅体现在叙事与思想选择上,而且体现在语言表述上。一部分学者对《白鹿原》的语言颇有微词,我持保留态度。《白鹿原》的语言,恰好显示了陈忠实的倔强、硬朗、大气。人不同,说话方式必定不同,有的人说话结巴,有的人巧言令色鲜矣仁,有的人话少意精,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要把话都说出来。《白鹿原》去修辞化的写法,反而显出粗犷原始之力。比之修辞密集、文字油滑的写作趣味,这又是一种通透。倔强与通透,让陈忠实力排俗见,从乡绅的没落看清乡村的大限。

  在唯物主义这里,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白鹿原》早已参透了死亡的福音,参透了大限的终极意义。因此,可以解释,陈忠实的精神信仰与文学趣味,最后何以殊途同归,更可以解释,何以《白鹿原》终成绝响。

  胡传吉,学者,中山大学副教授。

【编辑: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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