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龄十六》：被奴役的少女和人性复苏

　　被奴役的少女和人性复苏

　　文/杨时旸

　　发于2019.6.17总第903期《中国新闻周刊》

　　反乌托邦题材其实已经衰落了，冷战的结束终结了它的外部参照系和恐惧感的真实来源，而这种类型化故事本身的讲述方式也几乎穷尽了花样。如今，这种题材的内核沉淀下来，开始寻找新的故事“宿主”。

　　《芳龄十六》从电影本体上讲，算不上佳作，甚至在调度、剪辑、美术等很多方面都欠不少火候，但是它却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反乌托邦题材的一种复古式的回潮和集合式的展示画卷。它近乎少女版《1984》混搭《我们》以及《美丽新世界》，部分让人想起土耳其的《野马》，还点缀着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中的疯狂幻想，从女性主义角度还有着《使女的故事》的女性压抑和女性崛起的主题，甚至在人类实验的题材向度上存留着《逃出绝命镇》影子。它把这一切杂糅一处，完成了一个特别古典的反乌托邦的故事：从鬼魅压抑的开场到终见天日，达成了关于“解放”的叙事走向。

　　影片的故事是：一群少女从小被集体收养在一座地下碉堡式的地方，被教导要保持身体清洁和练习女性美德。她们被告知，终有一天会被体面的人家收养，而不许走出这座碉堡是因为外部充满剧毒空气，自己是被拯救的幸运儿。从设定来看，《芳龄十六》确实很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名作《别让我走》的故事大纲。在后者中，一群孩子集体生活在一所学校，被妥帖保护，目的是成为器官捐献者；而在前者，这些少女的作用是捐出姣好的面部皮肤，供那些衰老的贵妇人重焕生机。没错，这类故事都有bug，如果你非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审视的话，但这类题材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现实，而在于超越现实的隐喻和寓言。

　　《芳龄十六》从本质上讲，是女性的反抗压迫和自我解放。她们最初被物化和圈养，之后开始了自我觉醒之路。先是一个女孩的人性开始复苏，追求自由的本能驱使她想逃离禁地，因为友谊和信任，第二个女孩加入进来，同盟产生，觉醒者开始引导更多的被奴役者冲破牢笼。

　　快乐的猪和痛苦但清醒的人，到底选择做哪一个？黑屋中的沉睡者，到底该不该将他们叫醒？奴役和被奴役者的关系到底是依靠什么维系的，恫吓和封闭是否可以长久起效？管理者禁止团体中的成员结盟，以切断成员间的感情联系，把每个人原子化，并要求她们彼此防备、互相揭发，这些措施为什么最终敌不过本能中彼此信任和想要协力的倾向？管理者本身也随时在做抽身的准备，明知道一切终究不可维系，但为什么还总会产生这种奴役和控制的癫狂欲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这个发生在密闭空间的故事里有所展现，并从虚构空间向现实空间蔓延。

　　近年来，恐怖片也好，反乌托邦题材也罢，都明显有了拓展自我边界的意识，甚至，有时，这两种类型开始彼此靠近，互相融合，混血出独特的面貌。《逃出绝命镇》的导演今年交出的新作《我们》就是一次典型的尝试。在上一次探讨了种族问题之后，这一次他将话题扩大到了社会的阶层对立、撕裂和拉锯，甚至进而将拷问指向整体意义上的美国。从形式上看，你很难分得清这个故事到底是恐怖片或者是反乌托邦片，它兼而有之，又都不明晰。

　　这是近年来这类电影的典型策略。《阴影之下》的中东女性生存境遇、《母亲！》对于环保和政治正确的关注与反讽……这一切都超出了恐怖片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概念。反乌托邦题材也一定会慢慢地发生改变，从古典模式进入“新世界”。

　　(作者系本刊编辑，专栏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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