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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2019年12月06日 01:06 来源:北京青年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董正贺:我在故宫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不久前,在恭王府博物馆抱厦展厅内举办的“素履——董正贺书法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展,这些彰显皇家书法庄重、雍容气质的作品在大众视野里掀起不小的热议。人们在感动与敬佩之余,不禁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书写者:董正贺。

  她是谁?她,是故宫里一位专事写字的书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45年。景仁榜、钟表馆、石鼓馆……除去故宫里这些熟悉的馆名,颐和园、杭州西湖等很多匾额、楹联也都出自她手。

  11月13日,京城寒流突袭,狂风卷起的落叶沙砾直拍在脸上,路上行人掩面疾走。记者来到董正贺位于北三环一处高层居民楼的家,举手敲了两三下,门应声而开,一只扫地机嗡嗡地转到脚下,似乎来迎客,很快又掉头转开。客厅临窗一面大大的红木画案和镶在现代画框里的一幅书法,相互遥望,周正雅致。

  68岁的董正贺一头利落的银色短发,消瘦,黑色毛衣外套着一件灰色毛披,有点酷。坐在桌边,听着她的一口北京话,感受到亲切又直爽的气息。

  我干的刚好就是我最喜欢干的

  提起刚刚落幕的《素履》书法展,董正贺笑着直言是“机缘巧合的一件事”。当时故宫一位副院长调任恭王府新任馆长,刚开始找她时甚至一度不想做展览 ,“算起来准备时间特别仓促,而且那时我的心情也特别不好。”但是女儿和女婿非常支持她,再加上老领导说得很恳切,“他说我这个传统的内容放在这比较合适,我也得支持他的工作”。十月十一月也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季节,以至于“最后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一旦决定,行动起来的她一点都不含糊。除去从浩瀚的作品里选定参展内容,为这个展览做的画册也是董正贺自己设计的。观展时这本画册收获不少朋友的称赞,开始她还有点不相信,后来“三联书店的一位老主编来看展,他问我‘这本书设计挺好,谁设计的’?我说‘真的好?’他说‘真的好’”,她才释然又认真地说,“其实我想法特简单,当时跟我说可以放120件作品,我就认定了不能放120件,不可超过60件。”她指着其中一页,“像这么大的篇幅,只能放一张才能醒目,出来以后都说效果好。”

  《素履》展上的书法作品得到认可和好评,董正贺更多的是感恩,“我干的是特别平常的事,我干的刚好就是我最想干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工作,还特别幸运地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写字天生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1951年董正贺出生于北京一个悬壶世家。 “我爷爷在北京算一个名医,我家在南池子有一个四合院,我们家一直没分家。”爷爷董玉琨写得一手好字,她存有爷爷以小楷抄写的《药性论》,周正大气。

  说起往事,她有很多感触,“我们家开医院,我的小学老师生病抓药什么的都会到我们家来,我记得一直到五几年都到我们家来看病,小时候的我还是比较受宠的。”她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好玩的,小伙伴一叫就是出去跳猴皮筋。

  父亲董石良当时在荣宝斋工作,她印象特深,“我二年级,有一天他看见我在外面就说,你看鞋都跳破了,别在外边跑了,回来写写字,以后写完一篇字,你再出去玩。”八岁的董正贺很听话,她开始每天在家写一篇字,“人家叫我出去玩,我急急忙忙得把这个字写好了,但没有想过要比别人写得好。”

  不料提笔一写,小小年纪便展露锋芒,“大家一看都觉得挺好的,借着父辈的光儿,我小时候常与启功等先辈见面。”一路写一路受到的褒扬越来越多,可她却觉得写字是本能,“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难,好像写字天生就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家里的耳濡目染,给了她极大的帮助。“我爷爷的字好,我父亲的字也好,张一元的牌匾就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觉得字必须这样写才能好看是天经地义的。”

  她记得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小学四五年级时班主任放暑假前老拿一摞成绩册给她,每个里边儿夹一张纸,是老师写的操行评语,让她回家重新抄在成绩册上,第二天再带回去。

  “我奶奶当时看见还说这是什么作业呀,怎么这么一大摞?反正我也不出去玩,班里四十七八个同学的成绩册,我一晚上都给抄完了”。

  紧接着放暑假了,发下成绩册一看,唯独她那本是老师写的。“我奶奶就说:我们孙女比老师写得好多了。因为她看了我抄的那一摞,也看了老师给我写的这一本。”

  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要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董正贺15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她学习等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大家都当红卫兵,不让我当”,她第一次尝到人生的苦味。

  “爷爷非常喜欢我大爷,他也特别听话,跟着爷爷学了医,开诊所。后来国民党抓兵的时候,爷爷不愿意让我大爷去当兵,就在国民党军统那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位子。说是军统里的医生,其实一天都没有去国民党工作过,但是因为大爷有一张军官照片,后来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除了没当上红卫兵,董正贺也算平静地度过了那段特殊岁月,“他们给老师贴大字报,都来找我写。”

  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董正贺到内蒙古插队,“离边境100多公里有个乌海医院,以前是关押战犯的医院。战犯迁走后,改造战犯的那些管理干部继续管理知青。我们500多个知青就在这儿住了下来,管它叫劳改农场。”

  插队生活非常艰辛,1972年董正贺开始发觉身体不对劲,“咳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就发烧,越来越严重。回北京去协和医院一看,确诊是肺结核。家里人不愿意让我去传染病医院,就在家里养病。”每天干什么呀?继续写字吧,“我在家里又画画又写字, 一直待了大半年。”

  1973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成立了上山下乡知青办公室,“像我这生病的,街道工厂都不愿意接收。”没想到幸运之神降临在寻常的一天。“一个知青办的人来家访,姓王,他看我在家画画写字,就说他那里挺忙的,问我愿不愿意到知青办公室去帮忙?”

  董正贺到了知青办,“每天负责接待进来招工的单位,比如北京手表厂来人说给我们厂四个指标,两男两女。东方红炼油厂来人说要50个工人,40个男的,我分别登记整理。每个月大概给20块钱生活费。”

  招工单位一拨儿一拨儿地来,有几个地方她自己也特别想去,像手表厂还有北工大,但都错过了,“人家都觉得我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是知青,我又不能给自己推荐。”

  时间久了,董正贺的心里有点着急。正在这时,故宫来要四个工人,做修铜器、修家具、修古建筑、油漆彩画的活儿。“当时我们家住在南池子,离故宫特别近,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有一个招的是友谊商店售货员我都没动心,但是故宫我就特别动心。我父亲支持,说故宫起码挺近的,又挺安静的。”董正贺找到招工的那个人,经过体检,她挺顺利地进了故宫。

  因为填写一张履历表,初进故宫的董正贺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填表的时候我还挺紧张,写的钢笔字,写完递给坐对面的干部。他看了半天问‘你喜欢什么呀?’我心想喜欢什么?我不是来这儿当工人的嘛,但是我口气特别大,就说‘我喜欢书法’。”大话说出口,她感到对方一副“什么叫书法你懂吗”的表情。“你平常写吗?把你写的书法拿给我看看。”

  这一句话,成为董正贺命运的转折点。看了她的字,“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不要到修复厂去,我这里有点活儿要你干。”

  后来董正贺才知道,对方叫吴空,原来是中央文史馆的一个副馆长,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在此之前的六七年,故宫都是关门状态,那时正为开放做准备,吴空当时从干校回来被安排到了故宫。

  吴空领着董正贺来到排了一面墙的柜子前,告诉她里边全都是“文革”当中的各种文件,其中还有一些是跟国际上交流的文件,都要整理、登记,做成卡片。“这个工作需要字写得好,就由你来做。”董正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坐在那儿埋头全部整理一遍,做出了完整的一套卡片。“干完了以后他特别满意。”

  回想起那段时间,董正贺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故宫里的很多“牛鬼蛇神”,不懂的就找他们去问。“都是故宫顶级的专家给我讲,比在北大读历史系还厉害。”

  做完这个工作,原本应该给董正贺安排到修复厂去上班了,但戏剧性的是吴空又找到她,“‘小董你不去修复’,我问那我去哪儿?他说你去陈列部。”

  天上一下子掉下这么个大馅饼,简直让董正贺喜出望外。要知道陈列部管理的全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资料,那是“只有美院的大学生才能去的部门”。更让她兴奋的是,“那真的是得天独厚,总能看到想看的东西,看的永远是最好的东西。”她觉得“在这里没有理由不把事儿干好”。

  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

  陈列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整理文物的档案、照片,繁复单调,但她一干就是四年。中午休息时间她也不出去,“自己写写字”。她的右手明显能看见中指第一个关节侧磨出的一大块茧子,“拿毛笔要用这个手指顶着,从22岁开始已经这样了。”

  天冷的时候,没有暖气还要点炉子取暖,“过一段儿我就写一摞拿出去,拿那些写字的纸点火用。”时间长了,大家觉得“这么年轻的一女孩儿,还能坐得住。”

  故宫有个传统是“有一个人专门搞书法”。当时故宫搞书法的是特别有名的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董正贺经常去看他写字。1976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接手他的职位,走上专职的书写工作。她常常感慨自己的幸运,“其实跟我一块儿写字的人,有比我写得好的。但是这个工作太枯燥了,有出国的有调出版单位的。以至于最后缺一个真能写字的,却发现没人能干这个活儿。”

  很多看过展览的人对董正贺说:“要想找写这么好的一个楷书的人太难了。”董正贺微微一笑,“真的是要感谢故宫,因为我每天必须写楷书,稍微有一点不规矩,不光领导不答应,观众更不答应。”

  90年代以前,故宫说明都写在抱柱上,风吹日晒的,那个字要用什么写呢?用油漆写。这样“力透木板背”的功力,完全不像拿毛笔蘸着墨在纸上写字那样轻松,要下苦功才能练就。董正贺指着当年偶然留下的一张工作照,“我那时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写字。当时就趴在地上,在木头板上写。”像绘画馆的说明牌是楠木板,在小小的一块板上用广告粉写字,“最多的时候要写两三百字,最少的时候也要写七八十字。”很多人问她苦吗?“不苦啊!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就是写字呗,我怎么写也是写。”

  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

  在故宫写字,最棘手的大多是写展览的前言,它是用裱宣纸写就,而裱宣纸是用好几层纸做的,很珍贵。书写时半点都不能错,稍微错一点,就全部毁了。就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书写工作,让董正贺练就了对空间布局的精准判断。

  董正贺的直爽也让领导刮目相看,有一次接到一个前言书写工作,“两米宽,高不到一米”,再拿到内容一看,她直接找领导:“这个尺寸和这个内容没法儿给观众看。”领导很吃惊,问为什么?“照这个内容写出的字最多两厘米,那观众就得趴在上面看了”。大家都将信将疑,结果一计算,真像她说的一样。后来再写前言,领导发话“小董是我们的专家,她说多少字就写多少字”。

  曾经有很多人向董正贺约做展览,但都被她拒绝,“不用了,我写的字天天都有几万人在看。”实际上她是因为敬畏,“我知道什么是好,我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好的书法作品,我写的这不叫什么。”

  平时只要有时间,她很爱沿着参观路线走走,“听听大家怎么说的”。观众最有意思的反应是“没有人相信这个字是女的写的,别人就以为这是一个老头写的”。这样的说法在董正贺听来熟悉得很,“从我三十来岁别人就开始这么说了。”

  她也曾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有一阵儿故宫里突然间变成了“用计算机电脑字体制作,然后再腐蚀”。那时候上班顶多写个临时通知,她感到从没有过的失落感,“不到50岁,我没活儿干了,也不需要我了。”但她依然喜欢写字,“人写的字是有情感的,反正我就自己写呗。”很快,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观众提出“电脑字不好看”,一切就又回来了。

  埋头写字的时光里,还遇到过直接找上门来求字的人。董正贺记得应该是2000年初,一个人找到办公室就问“这字是谁写的”,最后找到她,一番自我介绍之后让她给写幅字,“我该怎么付钱怎么付钱”。董正贺笑了笑,“我这是工作,不是写字先生。”

  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

  近几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提高越来越重视,董正贺觉得大家骨子里对美的向往,对字看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深深感念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六年前她开始教北京各个区学校老师的书法,“现在小学一到四年级全部加了书法课,可是急缺老师。老师又不能脱产学习,故宫开设了培训课,我每周去上两次课。”她开玩笑,“现在北京这些中小学的老师,哪个学校我都认识人。”

  让她高兴的是“这些老师可能跟我学的挺有意思的,以至于在故宫里边又办了提高班”。直到今天,即便退休了她每周也要去上课,“我挺喜欢教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也特别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专事书法几十年,董正贺觉得写字是一个动脑子的事,要想写好看,随时“要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她临摹的郭沫若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真迹,怎么学得那么像?“我走到街上或者看到郭沫若的字,就会留意郭沫若的特点在哪?看他的字好,不应该是他的名气,是看他的字好在什么地方。比如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是郭沫若写的,他的‘中’字上边儿写的特别长,而下面出来的特别短。他的字漂亮,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险,很难有人敢这样写。”

  董正贺认为写书法并非是童子功越早越好,重要的是拿笔的姿势,“一定要八九岁,小孩儿才有可能把握毛笔。拿笔姿势不对,那个‘勾’写不出来的。一旦毛笔拿得不好,后面很难改正”。

  她觉得写书法不像竞技比赛,“比如9秒9是冠军,慢一秒就是亚军了。写字怎么计算他比他就要多给一分?”那么怎样能把字写好?“写字是眼界开,是各种修养在支撑。手上的功夫和眼睛上的都要有。”

  董正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在故宫这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说这话时她的笑容简单又欣慰,“静下心来一直干这件事儿,把它做到极致,真的挺好。”

  文/本报记者 李喆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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