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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我们的“老头儿”

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我们的“老头儿”

2020年06月23日 13:27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上官云)中国当代散文家、戏剧家……这些都是别人送给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头衔。他的很多作品都拥有风俗画般的意境,清新又亲切。

  写美食、写风土人情,汪曾祺总是手到擒来,写作领域相当宽泛。他懂生活、会生活,写的许多食物看上去很平常,但却总是令人馋涎欲滴。

  无论美食还是美文,读者喜欢汪曾祺,根源可能还是其中流露出的积极生活态度。

汪曾祺,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受访者供图
汪曾祺,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受访者供图

  他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很多世间美好却琐碎到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他的文章里依然生机勃勃。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日前,由其子汪朗担任主编的《汪曾祺别集》的前八卷率先出版。汪朗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从侧面还原了父亲汪曾祺的写作、生活。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领域相当宽泛,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有,身为《汪曾祺别集》的主编,在文体编排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汪朗:我这个主编是挂名的,没干什么事情。这套书从创意到设计框架到选定篇目到文字编校到封面装帧等,都是几个编委在实际操作。这些人大都属于中生代,水平很高,对于汪曾祺的作品很熟悉,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都编过老头儿的作品集,因此选编这套《别集》可以说游刃有余。

  但是他们都很谦虚,不愿意领衔当主编,于是便找我来当招牌,只因为本人姓汪,另外长得还有几分像汪曾祺,证明当年生下来从医院抱回家时没有搞错,仅此而已。因此他们也没让我做太多具体的事情,只是逼着我写了一篇总序,还挺费劲。不过我对于这套《别集》的编辑过程和编委的付出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在此多说几句。

  这套书计划出20本,总字数大约在200万字。第一批出的8本都是小说,其余12本有11本散文和一本戏剧,一些谈文学创作的文章归入散文了,一些书信和序跋之类的文章则分别放入各集正文的前面,没有单独成册。

《汪曾祺别集》率先出版了前八本。出版方供图
《汪曾祺别集》率先出版了前八卷。出版方供图

  这种编排方式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沈从文别集》,沈先生的那套书在正文前面也有一些“零碎儿”,这样可以让读者从更宽泛的层面了解作者。说来也有些意思,《沈从文别集》中的“别集”是老头儿为他的老师沈先生拟的,如今又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面,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别集》每本书的书名都经过反复斟酌,不能用老头儿生前自编文集的名字,也不能随便起一个,要和他的作品和文学主张有些关联,还要照顾到书中的内容,因此挺费脑筋。像戏剧集的书名改过几次,直到最后还有好几个方案,由该书编委选定一个,就是《撞墙集》。

  这是根据老头儿的一段话演绎出来的,他曾经说自己写剧本就是想和京剧闹闹别扭,把现代元素注入到戏剧中,提升京剧的文学品质,但是没有成功,就像一拳打在了城墙上。于是《别集》戏剧卷的名字就成了《撞墙集》。这也说明大家比较松弛,想让老头儿更本色一些,离读者更近些,不要高高在上。

  这套书的读者,我想应该是读过一些老头儿的作品,希望对他有更深了解的人。

  中新网: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总是很亲切、很清新,《汪曾祺别集》有11卷都是散文集,您怎么看汪曾祺先生这种亲切、清新的文风?

  汪朗:这与他对散文的认识有关。他从来不认为散文一定要表现什么重大题材,一定要从日常小事中挖掘什么人生哲理,一定要抒发什么豪情壮志,认为这种文风很可恶。

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受访者供图
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受访者供图

  因此,他写文章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信马由缰,有啥说啥,不趋时跟风,不矜持作态,因此看起来比较轻松。当然他写散文也要谋篇布局,也要借鉴前人的表达方法,只不过将这些东西化到自己的文章里了,不那么生硬。

  中新网:在您读过的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哪一部最令您印象深刻?

  汪朗:老头儿的东西一般都还好看,如果硬要找一两篇印象比较深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异秉》,散文中是《葡萄月令》。《异秉》这个题材他先后写过三遍,最早叫《灯下》,是1941年上大学时写的,后来1947年又写了一遍,名字就叫《异秉》,等到1980年他又写了一遍,写成的时间实际比《受戒》还要早,只是发表的时间要晚于《受戒》。

  这篇小说最好把三个版本结合起来起来看,可以看出老头儿在文学创作上的成长历程,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人的悲悯之心,另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能体会到老头儿在文章中暗藏的“坏水儿”,他的许多意思是深埋在文字之中的,需要慢慢挖掘。

  《葡萄月令》这篇东西不长,也没有什么抒情描写,但是读了第一句就能让人的心一下静下来。“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这篇散文是他根据自己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的经历写出来的,当时他在果园劳动了一年多,果园里的葡萄很多。农业劳动其实是很累人的,但是他却能把劳动过程写得那么美,很难得。这不是什么文字功力的事,是出自他对生活真正的热爱。我在农村插过队,对于这一点有切身感受。

一九七八年,汪曾祺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受访者供图
一九七八年,汪曾祺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在家里有什么写作习惯?会不会跟子女或者家人谈论有关写作的话题?比如会不会指导孩子们的写作?

  汪朗: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头儿重新写小说之后,曾经有一段把他要写的题材事先都和家里人讲一讲,像什么《大淖记事》、《鸡毛》都说过。但是也不是每篇都说,像《受戒》、《异秉》,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因为有的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不好叙述。

  另外老头儿的口才没有他的笔头功夫好,有些东西讲起来不太吸引人,写出来才好看。后来他写东西时,基本就是自己先捧着一杯茶坐在那里发呆,凡人不理,想好了动笔就写。等到东西写好了,再给家里人看。

  他很少指导子女写作,觉得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才气,不是嗑文学这棵树的“虫儿”,教了也没用。我们也还有自知之明,从没有死乞白赖地和他交流文字写作问题,要不然这个家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文学才能是很难传承的,如今社会上有官二代、富二代、艺二代,你见过几个文二代?搞文学不是靠点关系就能出头的。所以我们几个子女都没吃文学饭,没这个本事。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为人又幽默又不拘小节,家里人叫他老头儿,他欣然接受,反倒是外人偶尔听到会有些不理解。您还记得管汪老叫“老头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有了这样一个称呼?

  汪朗:我们兄妹三人写过一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这些问题提到过: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三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汪曾祺一家,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受访者供图
汪曾祺一家,一九六一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受访者供图

  没大没小,是爸爸自找的。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有这样一个爸爸,不叫“老头儿”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多才多艺,刻印章、拉琴……好像什么都行,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醉心,是不是在写作和生活中都是一以贯之的?

  汪朗:他多年很少刻印章,小学时曾经学过。他的父亲拉胡琴,他当年只是跟着拉着玩,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胡琴,笛子倒是有过两根,他吹笛子水平还行。

  老头儿不是只对传统文化醉心,上大学时又看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当时写的东西很洋气的。另外他对中国民间文学也很有兴趣,当年编《民间文学》时,自称看过的民歌民谣有上万首。

  因此,他很不乐意别人将他归入传统文人或是乡土作家的行列,认为这带有守旧和封闭的意思。他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当然文学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很“传统”。(完)

【编辑:黄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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