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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作家邵燕祥逝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

诗人、作家邵燕祥逝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

2020年08月03日 11:14 来源:新京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编者按:

  根据作家章诒和朋友圈消息,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新京报记者也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萧山,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80年代后又发表大量杂文、散文,晚年作有《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回忆录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邵燕祥早年以新诗闻名,尤其长于歌颂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赞美诗。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邵燕祥写道,这是他当时主动放弃散文、小说创作的结果。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获得改正。“重获新生”后,他已经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转变为一个清醒尖锐的探求者,不断用杂文进行发问、批判与反思。

  2014年邵燕祥老先生的作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出版,《新京报》记者彼时也对邵燕祥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我们也特别在今天分享这次专访,共寄缅怀之思。

  邵燕祥,诗人,1933年出生,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平反。著有诗集《到远方去》、《歌唱北京城》、《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散文集《教科书外看历史》、《大题小做集》、《邵燕祥文抄》,纪实文学《沉船》、《人生败笔》等。

  撰文 | 肖舒妍

  采写|吴亚顺

  在一次个人诗歌研讨会上,邵燕祥说道:“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诗歌便会沦为口号。

  对于杂文写作,邵燕祥则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鲁迅,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个”,但他也承认,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视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鲁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就是《祝〈涛声〉》中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邵燕祥正好读到鲁迅的这句话,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在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最压抑的时期,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决不自杀”的底线,正是这句话给予的力量。

  邵燕祥的杂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更不乏对自己的反省。这点也与鲁迅相似。他在一篇杂文集的附记中写道,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邵燕祥曾自问,“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并大声疾呼,“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记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此时他已83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勤奋地、急切地写作着。

  今年年初,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聊自己的枕边书。《鲁迅全集》是他最初阅读,也是最常阅读的书籍。他至今记得,初中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第二篇就是鲁迅的《秋夜》。当时他的哥哥还买过鲁迅的《彷徨》和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他常借来翻看。

邵燕祥(秦颖摄)

  当时最流行的书籍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邵燕祥也看得如饥似渴。不过,“武侠小说当然比鲁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们的确只拿它解闷。”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邵燕祥年幼时就看得出神,长大后再看更觉得沧桑感远超一般的鸳鸯蝴蝶派。而且不仅他的母亲爱看,他的岳母也爱看,鲁迅也曾买来寄给自己的母亲,“不说全世界吧,全中国的老太太都爱看《啼笑因缘》。”

  到了86岁,邵燕祥仍然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鲁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杂文的部分,常读常新。他也仍然保持着作文、作诗的习惯,只是不再出于创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沧桑。

  他80年代出版的诗作《云南驿怀古》也许正好借来纪念他的一生:

  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驿站荒凉。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下文采访完成于2014年)

  关于“右派”,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的。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门前留影。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印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关于独立思考,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有批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撰文 肖舒妍

  采访 吴亚顺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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