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索昂文德摄

青海可可西里境内的冰川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摄

索南达杰保护站里的小藏羚羊 周瑞辰子 摄

可可西里的植物赵新录 摄

可可西里的植物 赵新录 摄

藏野驴《肯得可克》焦生福 摄

图为昆仑山口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标志藏羚羊雕像。张添福摄

电影《可可西里》海报

图为索南达杰的照片 张添福 摄

图为索南达杰次子索南旦正举着父亲和哥哥的合照 张添福 摄

　　索南达杰是中国第一名

　　为保护野生动物牺牲的政府官员，

　　他的牺牲唤起了中国社会对藏羚羊保护、

　　可可西里地区的广泛关注。

　　1997年，环保人士杨欣

　　在可可西里创建索南达杰保护站。

　　“保护站是播种机、宣传队，

　　搭建起可可西里与外界的沟通，”

　　杨欣说，

　　“生态保护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听说杨欣老师的故事后，

　　我才知道原来普通人也可以为可可西里做点事。”

　　青岛科技大学教师王挺，

　　是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

　　2003年5月，

　　热爱骑行、喜欢青藏高原的王挺

　　第一次来到可可西里，

　　“我们跟着巡山队员一起深入腹地，

　　白天帐篷外艳阳高照，

　　夜晚大雪骤降，昼夜温差有40度，

　　每天坚持吃速效感冒胶囊，

　　好像进山的三个星期比过去三十年吃的药都多。”

　　他笑着回忆。

　　王挺讲起一个印象深刻的事：

　　有次巡山，

　　一名队员严重高反、有生命危险，

　　队长让三名会开车的队员

　　昼夜兼程将其送往医院，

　　自己却感冒了，因担心给队员压力，

　　他强忍头痛、装作没事，

　　硬撑着完成剩下的巡山任务。

　　后来，他的队员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病了，

　　当时下决心，就算现学开车，

　　也要把你平安地送出来。”

　　令人动容的，

　　不仅是队员们“不抛弃不放弃”的兄弟情谊，

　　还有他们对野生动物发自内心的热爱。

　　曾有一位老巡山队员告诉王挺，

　　他的桌子有三个抽屉，

　　第一个里面装着对队员写的话：

　　“让我上、没问题”；

　　第二个里面装着对老婆写的话：

　　“我病了、很难受”；

　　第三个里面，是对谁都不能说的：

　　不知道哪次巡山就倒在里面，再出不来……

　　“但我心里有座白塔，就是藏羚羊，”

　　这位老队员说，

　　“我无数次想过这个画面，

　　有一天牵着女儿的手，

　　看着一群群藏羚羊奔驰而过，

　　我会骄傲地告诉她，这就是老爸的工作。”

　　

　　“巡山队员们不是豪言壮语的大英雄，

　　他们只是一群常年累月透支生命、

　　一群‘有怨’而‘无悔’的普通人。”王挺说。

　　2008年，“福娃迎迎”走向世界，

　　藏羚羊被更多人知晓、关心，

　　可可西里再没响起盗猎枪声，

　　种群数量从1997年的不足2万

　　增长到如今7万多只。

　　而“保护神”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每年藏羚羊繁殖季节，

　　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奶爸们”建起“幼儿园”，

　　救助迁徙过程中走散或受伤的小羊，

　　直至野化成熟、回归草原。

　　青藏公路设计时专门预留野生动物通道，

　　巡护队员们日夜巡逻、视频监测，

　　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管制，

　　为“过马路”的羊群按下“暂停键”，

　　保证它们安全通过。

　　近年来，

　　借助光学遥感探测、卫星、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

　　有望实现对可可西里乃至

　　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监测。

　　同时，

　　青海与西藏、新疆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

　　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构建保护大格局。

　　如今，青藏公路旁，

　　时常可见觅食、嬉戏、奔走的藏羚羊，

　　过往游客们的手机可近距离拍摄

　　“雪域精灵”悠闲踱步、追逐疾驰的英姿。

　　除了藏羚羊，可可西里还能看到：

　　身披长毛、如同蓑衣，爬冰卧雪的野牦牛；

　　“蜜桃臀”的藏原羚结队出行；

　　顽皮的藏野驴有时会追逐公路边的汽车；

　　以及狼的身影出没……

　　“巡山队员和志愿者虽然经常救助野生动物，

　　但不会与它过分亲昵，

　　为了不让它丧失回归自然的勇气和能力。”

　　王挺说，

　　“爱而不扰、保留野性，

　　是对野生动物们最大的保护和尊重。”

　　“对任何国家或者人类来说，

　　一块完整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都是无价的样本。”

　　可可西里申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吕植曾说。

　　申遗的成功，

　　意味着从更高层面、

　　更严格地保护这片“中国最伟大的荒野”，

　　让荒野永归荒野，让净土久得宁静，

　　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亦是身处当代的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