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篇与自传下月面世接受本报(注：北京青年报)专访———

　　残雪其人

　　残雪，女，本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1957年，残雪的父亲作为“右派”被打倒，家庭由此陷入困顿。残雪由外婆带大，外婆在她7岁时因饥饿而死。

　　她小学毕业时，“文革”开始，由此失学，做过铣工、装配工、赤脚医生、代课教师、裁缝等各种看似与文学无关的工作。1958年1月残雪首次发表小说，至今已有400多万字作品。她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残雪的小说现已成为美国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作品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多次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

　　只上过小学，其小说却成为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材；她在中国读者群并不大，却是作品在海外被译介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下月，54岁的女作家残雪，新长篇《边疆》和自传《艺术与童年》将一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上周，残雪接受本报专访。她说：“我的书，是写给那些善于自我分析、喜欢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谋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人读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断地榨着自己骨子里的“小”，自称“典型的小市民”：“现实中的我，很不怎么样。”

　　刚接通电话，残雪便用“湘音无改”的普通话问记者：“你能给我搞多大的版啊？”“搞一整版吧，把要说的都说了，免得好多人问来问去，耽误工夫。”

　　青年作家张悦然曾对记者提起过一次对残雪的拜访：“我在见她之前，确实是把她看成了精神的苦修者和文学圣徒。但是那天我也看到了她因为起印数和出版商低声理论。”对此，残雪说：“既然写了好作品，就要卖个好价钱，这是人之常情。我向来就和他们讨价还价的。”

　　“要赚钱，又要时间”，发表“处女作”刚三年多的残雪，便“很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1988年，她让认识长沙市委书记的作家朋友何立伟带领，拿着自己的作品，以及日本、美国等地区对自己的研究和介绍，去了书记家。“书记看了我的材料，很重视，帮我弄到一个名额。这样我一个月就能从湖南省作家协会领60块钱了。”

　　没过多久，残雪听说，自己的“作家”是“临时作家”，还没“转正”，心里觉着不踏实，便跑去问作协领导：“什么时候帮我转正？”领导瞪了她一眼，说：“还没到时候。你这个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残雪36岁。

　　“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无非就是为了搞钱，搞时间。”对于“作家”头衔带给人的荣誉感，残雪几乎没有。真“专业作家”了，她“不愿参加单位的会议”。时间一长，领导忍无可忍，便劝她回家，“不要当这个作家算了，还说他们可以考虑给我一点生活费用”。残雪做好了被他们开除的打算，但又不知道领导考虑给的生活费是多少，就在家等待。后来却没开除。

　　残雪想成名。“我想成名，主要是我想存在。想扩大自身影响，让更多人读我的书。我坚信我的作品对读者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名气。不成名，很难达到那个效果。”

　　她不否认自己的虚荣心。在那点虚荣心驱使下，今年54岁的残雪，还锲而不舍地关心自己是不是出名。“看看杂志、报纸、互联网，有什么反响，反响有多大。虚荣心，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要跟有的人一样，从来不管这些，还离群索居，住到老山洞里写，我没那么崇高。”

　　她从来没获过什么文学奖，但她不介意：“影响不也大得很吗！”也关心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但“那只是为了娱乐而已”———今年，她也被“娱乐”了一把，传说中的2007年诺奖提名人中，有她的名字。

　　残雪是笔名，因为“觉得残雪这个意象比较美，有独立的个性，拒绝融化，也可以说是踩得很脏的雪”。她时常觉得自己很脏。“譬如说，我也喜欢说人坏话，很尖刻地去说人家。说过以后会意识到自己不对，又后悔。下一次又说。没办法。这些方面不要学我。”

　　残雪自称“典型的小市民”：“现实中的我，很不怎么样。”

　　十一二岁时，看到别人挑担子，残雪心生羡慕，“蠢蠢欲动”。她之所以很愿意吃苦，是盼望自己在吃苦中变得强大。

　　就这么一个“很不怎样”的人，她的小说，现已成为哈佛大学、东京中央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文学教材，但是，她从未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没上过。约20年前，有某文学院要她去念书，说可颁给她硕士研究生文凭，她不去。“我去干吗？我要照顾儿子。”———尽管面对已是化学留美博士后的儿子，她给“母亲”一角的评分只有“70”。

　　1953年，残雪出生于湖南长沙，父母均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父亲曾任《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社长。4年后，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头目被打倒。“文革”中，父母再次遭劫。1966年，小学毕业的残雪，便不再去学校。“怕歧视，怕挨打。”———是她主动跟父亲商量的。

　　残雪说，自己是个生命力顽强的人———无论现实的困境，还是精神的困境，她总能突围。她自称“从小就有苦行僧的倾向”。“愿意吃苦，更盼望自己在吃苦中看到长进，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十一二岁时，看到别人挑担子，残雪心生羡慕，“蠢蠢欲动”。家里不让，她就拿家里的煤折子去买煤。体重50多斤的她，用两竹箩筐挑了50斤煤回家。13岁时，便已挑得动70斤，而她那时体重才60斤。

　　三十岁开始写小说之前，她在街道工厂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还在街道做过赤脚医生；中学没念过的她，靠自学做了初三英语代课老师。

　　“我买不起收音机，别人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半导体，一个茶杯口大的唱片装置，我跟着蚊子一样的‘唧唧唧唧’的声音学‘林格风’。在语言上，我没什么天赋，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坐得住而已。何况我和哥哥邓晓芒都遗传了酷爱哲学的爸爸的‘逻辑’。我能抓住句子的内在结构。所有东西都能自学，英文当然也可以。”当时，残雪已经自学了家里的部分哲学书、所有文学书以及所有能借到手边的文学书。“我搞得学生齐声朗读，校长还表扬我。”

　　1982年，已为人母的残雪，和丈夫就着家里“老缝纫机”开了家缝纫店，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做起了“个体户”。“我把家里的旧衣服拆开，再缝上。学得很快，大概三个月就开始接衣服做了。”

　　在残雪四十一二岁时，有过半年以上的时间，她觉得自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后来就改易其辙，转攻文学评论。“读完卡夫卡就读博尔赫斯，读完博尔赫斯就读但丁，读完但丁再读浮士德……英文的读一遍，中文的读一遍。反反复复，一下子进去了，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写评论了。创作是反省自己，评论同样是反省自己，只不过是通过别人提供的镜子而已。”等6本关于西方文学经典的评论专著出炉，残雪创作上的“瓶颈”也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残雪自称同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作品多在“计较”间诞生。而她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1983年，此前从未想过当作家、顶多写点日记的残雪，因为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小说，结果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伏在缝纫机上搞起创作来。1985年，残雪的小说处女作《黄泥街》发表。“发表很困难。找大杂志，走了一圈，也没人接受，最后丁玲搞的一个《中国》杂志，要创新，要找一些年轻的、比较好的作品，这才把小说七转八转转到那儿。”

　　没想到残雪的写法，引起了海外文学研究者的注意。“1986年，日本、美国那边就开始介绍我了。”1988年，残雪的小说单行本《黄泥街》在台湾率先问世。“国内的出版社不大敢出，怕卖不出去。”

　　从处女作《黄泥街》到即将问世的新长篇《边疆》、自传《艺术与童年》，残雪坚持写着一种“矛盾”。“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我同世俗的矛盾，是永恒的，是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

　　小时候的残雪，动不动就较真，常常同人决裂，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对她而言，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她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她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漩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

　　残雪一边做着世俗的“我”，一边鄙视着。“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现在，残雪对世俗中的那些事和人，有着无穷的兴趣和斩不断的牵挂。“我永远是‘他们’之中的，但我在‘他们’当中又很难受、很压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鄙视。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这是我生命的基地，我的什么东西都是从这里起飞的。”

　　“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

　　有作家称，当下中国内地文学界，对残雪基本上持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评价，绕道而行；另一种是围绕她的各种“传说”，比如说，因为崇敬卡夫卡，他们夫妇俩在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用爬行来完成的。对文学界关于自己的声音，残雪不是特别在乎，她在乎读者的声音。“哪天遇上一两个，就会高兴得不得了。”

　　虽然心怀出名的愿望，残雪还是坚持“要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出名，去卖钱。只依靠作品说话。人抵挡不了物质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也放弃了天赋的认识权利。”新作《边疆》，她说如果只有一两个读者喜欢也没什么。“你要觉得什么都不错，觉得内心所有的矛盾都已化解，就不用来读这部作品了。我的书，是写给那些善于自我分析、喜欢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谋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人读的。”

　　残雪从来就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属于未来的。有人说：“正如人们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了四十年代有个张爱玲一样，再过几十年，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个作家叫残雪，只不过那时说这话的人已是我们的孙子辈了。”对此，残雪深以为然。现在，一个既定的事实是，每隔十来年，残雪便重新成为一个话题，被文学圈议论一下。

　　让残雪欣慰的是，“在1995年之前，我总共只出过两本书。但现在，平均每年都有五六本书在国内外出版。”自处女作发表至今，残雪已有400多万字作品，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

　　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她的书中成为反面教材，“我不喜欢文坛的那种风气”

　　近两年，残雪没再走出过自家院子———因为“家传”的风湿。“兄弟姐妹都有风湿。也许是我的职业，我的风湿反应为过敏，夏天都要穿两件衣服。不然要耽误我创作。”

　　更执著于精神的东西，也是残雪的家传。在她的回忆里，父亲“不是超时代的天才，只是一个爱思索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不仅有信仰，还有一整套贯通在生活中的逻辑。这套逻辑支撑着他，使他在最困难的年月里头也没有垮掉。似乎每个单位都要将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抓起来，拷打，然后关起来。我每天惴惴地观察父亲，但看不出什么异样。他照旧每天看报、看书，对社会做冷静的反思，做他该做的事。”有一天，11点多，有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下来好多人。父亲才放下书本，对我们说：“抓我的人来了。”

　　今年5月，因为一本《残雪文学观》，文坛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撼———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书中成为反面教材，被残雪逐一批判。她说：“我不喜欢文坛的那种风气。唱赞歌这么些年，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她只想“作为内行”，“把一些真相告诉读者”。对“指名道姓”要承担的风险，残雪称没想过。“我与他们没什么交往，不会掺杂个人因素，是就事论事。除非我不说话，要说话就只能这么说。假如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话，等于我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