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定他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然后又让他通读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经常被要求在餐桌前汇报读书心得。11岁的时候，魏斐徳在古巴，父亲给他读莫里孙写的《哥伦布传记》,他被吸引住了，读了好几遍。然后，父亲亲自驾船带着全家重新驶过传记中叙述的一段精彩航程，这使得魏斐德对传记和航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而他对航海运动的热爱，则一直贯彻终身。

　　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魏斐德开始学习俄语，而他的专业是欧洲历史与文学，侧重文学。他重点研习19世纪法国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的自称先知先觉者。魏斐德后来认为，文学分析精微细致的特点对他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这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销量达十万册，超过了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治学：对中国产生兴趣

　　●“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蒙蒙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多年以后，魏斐德如是回忆。

　　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去巴黎政治学研究所攻读苏联研究与政治理论。在选修一门有关东南亚的课程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门德的法国记者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读博士。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另外两种外语———中文和日文。虽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两门语言却让他感到十分困难。在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在此期间，魏斐德曾作为伯克利的研究生在台湾学习。此时，参议员富尔布莱特发表演讲，提议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和其他两名在台湾的美国学生联名致信《纽约时报》，表示支持富氏意见，结果，这封信在美国和台湾都引起很大反响，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在完成了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之后，27岁的魏斐德执教于该校历史系，开始了其40多年的教学生涯。10年之后，他才得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在首次对中国大陆的访问中，他第一次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上慈禧太后1894年为她60大寿而修建的巨型石舫。在游览中，魏斐徳看到了两个身着南海舰队制服的健壮青年。他不由想到，“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之后，这是中国的武备将政府权力的延伸第一次引入东南亚的海域。”(当年发生在西沙的战事)。

　　正是这次访华，使他对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进入大陆之前，他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这里面透露的多国势力在政治、军事、情报、经济、文化等领域里盘根错节的关联而又争夺的史实。然而，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蒙蒙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多年以后，魏斐德如是回忆。

　　授业：27岁的小导师

　　●如今已经蜚声中西方史学界的周锡瑞，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曾经和魏斐徳有过激烈冲突，然而，魏斐徳宽阔的胸襟不仅化解了弟子的误解，而且使得师生俩日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由于列文森猝然离世，伯克利校方破格提拔了魏斐德为教授，列文森所有的研究生也都归结到魏斐德手下。此时，越南战争爆发，美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于魏斐德这位才27岁的年轻的导师，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们显然不那么敬服，尤其是对于充满挑战精神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周锡瑞(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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