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荣誉让我深受感动”，现年68岁的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勒·克莱齐奥，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众多热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

　　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称克莱齐奥是“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具有诗意般的神秘，它是旧习俗的死亡，新生命的诞生，探索着在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他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按照惯例，克莱齐奥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

　　一生都在旅行

　　尽管法国总统萨科齐在10月9日发表的公报中，对克莱齐奥不吝赞词称:“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旅行者，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体现出了法国，法国文化以及法国价值的影响力。”克莱齐奥却不见得就会“买账”，他并不讳言自己在法国感觉更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在一特定场合，他曾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或许我真正的家乡在别处。有一天我会去到我的家乡，了解那个地方。因此，在法国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但在另一方面，我热爱法语，或许法语是我真正的故乡。但就法国这个国家来说，老实说我并没有认同感。”

　　这一说法无关爱国热情，更多源于他独特的经历。1940年，克莱齐奥生于法国海滨城市尼斯，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法国人，他的整个家族都与毛里求斯有着不解之缘，好几代人受到当地民俗、饮食、传说和文化的熏陶。克莱齐奥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尼斯的后方、在德国占领军和纳粹的阴影下度过的。8岁那年，他踏上了去非洲的旅途，去寻找战争期间在尼日利亚行医的父亲。正是在这次为时近一个月的旅行中，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其“创作成果”就是一本名为《程途旅行》的书。

　　23岁那年，克莱齐奥的长篇处女作《诉讼笔录》在与龚古尔奖失之交臂之后，荣膺勒诺多大奖，就此蜚声法国文坛。而这本叙述流浪汉边缘生活的小说，从此也成了他流浪的起点。他后来一生都在旅行。除了经常去毛里求斯岛和罗德里格岛之外，年轻时他对南美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在1969年到1973年间，他每年都要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事实上，南美的风情、传说与文化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异族情调。此后，他干脆把自己的生活分成了法国、美国和毛里求斯三个部分，足迹更是遍布世界，从日本到南美，从非洲到南亚。而他的旅行印记，也清晰无误地投射在作品中，小说主人公所经历的那些文化冲撞，也正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

　　作品关注边缘人物

　　在步入文坛之初，克莱齐奥的写作充满了这样的笔调:“有那么多东西在摇晃，在说话，在涌动。到处都是，那么多的机器。电动剃须刀，电动弹子房，混合搅拌器，电扇，冰箱和电子计算器……”这种细腻地描绘物质的手法，像极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新小说派”。事实上，当时的克莱齐奥，也确实和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派的重要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后来却始终没有“皈依”新小说派，即使被公认为“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之后，克莱齐奥也始终与这一流派保持着距离。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克莱齐奥的创作一如他漂泊不定的行旅生涯，始终游离于集团、流派以及时尚的边缘。他的作品，无论是《诉讼笔录》，《寻金者》还是《战争》，总是以边缘世界为背景，以流浪者、儿童、逃犯等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角。这些人物的存在，以一连串的迁徙建构起来，漂泊则是他们自由的标记。他的作品也由此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关注。

　　在写够了异域风情之后，他中年之后的作品更多地转而探索童真世界，以及自己的家庭历史。诸如《金鱼》、《流浪的星星》等，更关注心理空间，向着自然与人这两个“宇宙”同时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索。在近年出版的《乌拉尼亚》中，他还试图在作品中营造出一个乌托邦模式，建立起一个理想社会，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

　　很显然，克莱齐奥通过自己的创作，向读者展示了与我们生存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但是，和很多古典作家对文字的认识以及对文字所寄予的希望所不同的是，他并非要逃向文字的象牙塔里拒绝认识这个社会，反而是一直在“用温和的方式抵抗、并且远离这个让人越来越无可适从的世界”。以至于有一种评论说，克莱齐奥在进行的，或许是一场对这个世界的“战争”。

　　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他穿了一身西服，有点皱，可能是旅途劳顿没来得及打理，人很清瘦，很精神，一双丹凤眼显得很冷静很深邃，仿佛有一种洞穿生命的力量。最让人称奇的是，他脚下居然穿着一双凉鞋！要知道，当时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呢！”这是克莱齐奥来北京领取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时，给该社一位编辑留下的深刻印象，时间是今年的1月28日。　

　　事实上，这已是克莱齐奥第三次来到中国，距他第一次来访已整整过去了10个年头。和前两次的悄然而至一样，他的这次北京之行同样没有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正如他的作品在中国不受重视一样，研讨会上没有一位普通读者和媒体，场面颇为冷清。事实上，他的《诉讼笔录》、《流浪的星星》、《金鱼》等六部作品从1980年代就开始被国内译介出版。

　　然而，正是在这次乏人关注的北京之行的获奖感言中，克莱齐奥透露了自己深厚的中国情结。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他对中国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热情。他回忆说:1967年，中法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他还是一名刚应招入伍的新兵，希望能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于是他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的古老版画一样。当然，我对现代的中国一无所知，但是我买了一本中法词文对照的字典，用这个办法来学习，还有一本中国的书法教材。”可惜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这件事长久以来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尽管如此，克莱齐奥却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说自己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的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克莱齐奥还曾给《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了名为《师者，老舍》的序言。热爱归热爱，克莱齐奥不忘指出:尽管中国文学的创作力量不可低估，但目前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确实有限。

　　勒·克莱齐奥生平

　　1940年4月13日出生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

　　1948年克莱齐奥8岁，父亲作为二战军医被派往尼日利亚前线，他和母亲追随前往。途中，开始学习写作。

　　1963年克莱齐奥在尼斯获得了文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这年，他出版了处女作《诉讼笔录》，并获得该年度勒诺多文学奖。

　　1967年创作小说《泰拉阿马达》，作品显示出对环保问题的热切关注。他的这一倾向在此后的《飞行之书》(1969年)、《战争》(1970年)、《巨人》(1975年)等作品中得到延续。

　　1970年至1974年期间克莱齐奥居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他经常离开大城市在与印第安人的接触中去寻找新的精神现实，这对他此后的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1980年克莱齐奥作为小说家最具突破性的作品《沙漠》出版，这部作品为他赢得法兰西学院奖。

　　自1990年代后，克莱齐奥的时光分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毛里求斯岛、尼斯度过。

　　1994年，在法国《读者》杂志发起的一项调查中，克莱齐奥被选为在世的最重要的法语作家。

　　1998年起，克莱齐奥曾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今年1月28日，他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度”，并亲自来北京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