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我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鱼类

　　砥砺三年，继《碧奴》之后，苏童迄今为止“篇幅最长，写作时间最长”的小说《河岸》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王干在未经苏童同意的情况下用了“发囧”这样的潮语，但是我们分明从苏童的新小说中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苏童。从《桑园留念》、《刺青时代》到《河岸》，苏童，由先锋实验作家一路走来，他总是在叙述自己的童年，叙述一段灰色而又潮湿的岁月，因为，那里有他的少年血。于是，一段一段的青春成长史在苏童的笔下缓慢地流淌，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条浩浩荡荡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长河。

　　文·河西

　　谈到新小说《河岸》的创作，苏童说：“时代与小说的联系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这样紧密过，时代赋予人物的沉重感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最大的叙述目标，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和处境。”

　　朋友之间的距离

　　时光飞逝，从苏童写作第一篇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开始，已经整整24年过去了。韩东说，经过封新城的介绍，1984年，他和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苏童认识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很快就成了密友。根据苏童本人的说法，他写《桑园留念》是为了“扭转他们对我习作的不良印象”。这里的“他们”指的不知道是谁，也许是封新城，但不可能是韩东。

　　那一天，苏童携带着《桑园留念》的手写稿，前往素未谋面的韩东的住所，因为韩东不在家，所以就将这部他应该非常看重的手稿从门缝下塞了进去。韩东说，他读完这篇小说，第二天就去苏童当时所在的南京艺术学院找他，这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

　　此时的韩东是个诗人，但是和苏童一样，还没有在文学界出人头地。1985年，韩东在南京创刊《他们》，第一期小说栏中发表了马原、李苇、顾前、苏童的小说，苏童的就是这篇《桑园留念》。只是苏童的署名不是苏童，而是“阿童”。

　　那时候苏童、韩东和顾前没有分别，都是“无产阶级”，收入饿不死，也不可能富得流油。苏童与人合住一间宿舍，苏童常去韩东和顾前家蹭饭，韩东也不时地带着老婆去南艺“聚餐”。三个人见面的时候就开始死嗑，苏童说顾前写得“磕磕巴巴，就像便秘一样”，顾前则反唇相讥，说苏童写什么“责任田”。

　　虽然他们都很想通过码字赚钱，但是却“报国无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苏童离开南京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社去当编辑为止。自那之后，苏童的小说频频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直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相中拍成电影，苏童的大名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不过苏童本人对于张艺谋和贾樟柯对他作品的热情，只是淡淡地说：“那些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93年，就在韩东、顾前辞职的这一年，苏童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苏童文集》，开青年小说家出文集的先河，而且立即成为全国的畅销书，一时风光无两。而韩东呢，这一年收入只有90元人民币，他说那年苏童的收入至少是他的一千倍，顾前更少。马原说有一次他去韩东家看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除了桌子和书架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这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是他们的关系由浓转淡，见面从每月数次变成每年几次，甚至一年不见的根本原因。虽然韩东、顾前对苏童的写作方向“略有微词”，而苏童却总是对他们“全盘肯定”。但这种距离，似乎已成为朋友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河流中的宿命

　　在《河岸》中，库东亮所居住的地方是著名的香椿树街。苏童也许是唯一用两棵树来为自己一辈子要写下去的区域命名的作家。一个是香椿树街，另一个是枫杨树乡村，至于他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地名来编造一个又一个故事，苏童本人语焉不详：“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又说：“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

　　在苏童的笔下，乡村小镇从来都充满了古怪的通奸、莫名其妙的死亡和黑暗的童年记忆。固然有“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这样温情的题目，带给读者的仍然是深深的怅惘和悲情。他从不避讳他对乡村中的疾病、死亡和灾难的渲染，但同时，苏童却并不给予底层大众深深的同情，他的态度：“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苏童不仅对自己的作品如是说，对笔下的人物和叙事同样持着一种花匠对植物似的支配欲。

　　《桂花树之歌》中，当父亲对“我”说起先人种下的第一棵桂花树时，他的“脸上泛满了金黄黄的颜色”；而《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的棉花和书来也是合一的。一场大水淹没了曾经丰饶的棉花地，书来像棉花一样，在漂泊中收获着饥饿和流浪。当书来迎面奔向火车，他就像一片枯叶，一朵棉花一样随风飘了起来，他多么无助，多么卑微！

　　《罂粟之家》是枫杨树系列中的代表作。罂粟美丽而具有毁灭性，这很像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所具有的气质和归宿：《像天使一样美丽》中的小媛和珠珠，《南方的堕落》中的红菱，《樱桃》中的白樱桃，《城北地带》中美琪、锦红等等莫不如是。苏童总是对女性表现出莫名的同情和伤感，这和余华的残酷和格非的狡黠恰成对照。在《罂粟之家》中，罂粟不仅是沉草、刘老侠的命根子，也满载着仇恨和欲望在乡村中盛开。陈茂对刘家、沉草对沉草、姜天洪对沉草都有一种纯粹的仇恨。

　　苏童笔下的小镇仿佛河流，植物就是苏童“河流”中的浮萍，是他的流动的乡土，流动的青春。和生活中的好男人形象不同，苏童的心似乎永远在河上漂浮。沿着他的小说的脉络，我们可以走入一个作家的双重世界，看看他的现实与文本，他的青春，他的阴郁和悲伤，还有他对小城市、小镇与乡村恐惧与逃离。

　　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谈到新小说《河岸》的创作，苏童说：“时代与小说的联系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这样紧密过，时代赋予人物的沉重感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最大的叙述目标，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和处境。”

　　这是河流中的宿命。随波逐流的掌舵主人公库文轩被命运之舟载着，“隔离”、“批斗”，经历着“文革”的荒诞岁月。于是，他的儿子库东亮从根红苗正的“烈属”一下子蜕变成了人见人欺的“阶级敌人”，他妖孽般的青春在“河”与“岸”之间漂泊。

　　历史洪流裹挟着他们。就像在《妻妾成群》中，他又借助于植物在人名中的镶嵌(三太太梅珊、四太太颂莲、五太太文竹)来预示女性命运的走向一样。一种极强的宿命感营造出苏童小说中阴冷的氛围——这也许就是苏童的精神故园。

　　他是否已经写得太多？

　　苏童、叶兆言和毕飞宇聚在一起打拖拉机的时间要多于他们谈论文学的时间，当青春期的叙说和写作冲动被一种更为职业化的操守所取代时，苏童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成功人士”，当然，他很节约，烟都是抽完才丢(他喜欢的香烟是南京产的南京烟，外地的喜欢芙蓉王)。

　　与此同时，他的写作正在发生一些偏移，他似乎写得太多，1995-1996年的短篇小说就可以集成一本集子，其厚度和1984-1989年的集子差不多。此时的苏童多多少少有点无根的感觉。然而这一次，苏童像写作《人面桃花》的格非一样，似乎又回到了他的原点，用一种诗意的阴冷的笔调，苏童开始了他讲述河流的故事：“我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鱼类，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

　　河西×苏童

　　写诗教会了我爱的语言

　　只要小说写人，为什么不能写女人？

　　河西：你在《青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这个题目是不是受到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影响？

　　苏童：其实就是直接挪用。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名字很神气，也没管是否贴切，就“拿”来用了。

　　河西：怎么认识封新城和韩东的？那天怎么把《桑园留念》塞进韩东的门缝底下的？是去给《他们》投稿的吗？

　　苏童：我与封新城在大学期间有通信联系，大约从1983年开始，持续了好几年才终止，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单纯，而且狂热，一个文学青年和另一个文学青年素不相识，但是不知怎么就书信来往了，不仅讨论诗歌，还互寄照片。我记得我和封新城是在二十年以后见面的，好像在广州，或者是北京？见面时已经是两个不怎么单纯满面沧桑的中年人了。认识韩东是封新城书信引介的，我那时刚到南京工作，封新城替我“推荐组织”，韩东那时候已经小有名气，我拿着封新城信中的地址去蓝旗街找他，这样，我和韩东在一段时间里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很信任韩东的鉴赏趣味，《桑园留念》写完后去他家“炫耀”，不遇，便塞进他家门缝里了。

　　河西：那时的投稿是否还不怎么顺利？启用苏童这个名字后，投稿就一炮打响，继而百发百中，是这样的吗？你很看重这个笔名是否也意味着，你对苏州和自己的童年有一种近乎痴迷的依恋？

　　苏童：我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就用苏童这个笔名了，但笔名肯定不是一切，我到1987年以后才不再为退稿而忧虑。我起这个笔名时其实是简单思维，苏州人，本姓童，如此而已。

　　河西：怎么会去写《妻妾成群》的？那一时期有好几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你觉得在你的身上是否也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情况？

　　苏童：我倒对此不以为意，按照托马斯曼的说法，“一个艺术家从来不是女人，也从来不是男人，他是一个鲁莽而严肃的天使。”这说法有道理，但我想不必说得这么激情洋溢，我的观点是小说写人，不是男人便是女人，为什么不写女人呢？男作家不写女人，我们怎么会知道黛玉、宝钗和王熙凤，怎么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故事？

　　河西：你的长篇小说《碧奴》，褒贬不一，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是否仍然满意？

　　苏童：即使不满意，嘴上也不会承认的，就像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他们能够容忍别人的评判，但自己不会去比较谁更漂亮一点，谁更丑一点。

　　河西：仍然是追忆童年往事，视角仍然是个小男孩，你觉得《河岸》和你的《刺青时代》、《城北地带》时期的写作有何不同？

　　苏童：《刺青时代》和《城北地带》大致是一个少年和一条街道的故事，《河岸》的叙事野心要大一些，叙事空间自然也庞杂好多，如果延续“视角”这个话题，《河岸》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和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作家终会回到童年记忆

　　河西：《河岸》仍是你们这一代作家常用的父子关系的母题，比如格非的《敌人》和北村的《施洗的河》，在你的小说里，父子关系也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弑父情结和弑子情结纠结在一起。那么这种情结，除了性方面的暗示，是否也是两代不同的传统所造成的文化隔阂？

　　苏童：父子关系不仅是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小说探索父子关系，也许不一定精准，但是来得生动一些，也温和一些。《河岸》中的库家父子的关系，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不可否认，这个关系有隐喻，但与性无关，库文轩其实是囚徒，也是狱警，他所获之罪，自己做了洗涤，用的是最极端也最彻底的方式，但是他对库东亮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管束，以及他对儿子特殊的“情感教育”，是一种更加残暴的压迫，父子关系的紧张，说到底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他们之间的冲突带有天然的死结，难以解除，父亲的”管理“失败，儿子的”脱逃“也失败，因为为父为子，他们还必须互相依存，互相关爱，这是为父亲者的处境，是为儿子者的处境，也是很多人的真实处境。

　　河西：一开始为什么会把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村这两个具有明显隐喻性质的地名作为你的两个叙事发生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两条街从自己的小说中抹掉了？是希望改变自己？这回在《河岸》中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香椿树街。

　　苏童：我的大多数小说中有两个地理标志，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村，是一种有意无意的经营，前者代表街道，后者代表乡村，它们的指涉性可能并无太大意义，我只是在自己的小说版图上涂抹一些不同的颜色而已，《河岸》中故事的发生地变为油坊镇，是在枫杨树乡村的对岸(小说中也提及了)，我只是觉得一个小镇的空间更加适合《河岸》，并没有抹掉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村的用意。

　　河西：《河岸》的语言仍旧是阴冷的诗意风格。你的小说具有很浓重的诗意(特别是早期)，你一开始写诗，后来怎么开始改写小说，虽然你觉得那些诗歌写得比较“青春”，但是否也很好的训练了你写小说的语感？

　　苏童：我经历过短暂而狂热的诗歌创作阶段，但我很痛苦地发现我在诗歌上没什么才华，小说更适合我。写诗的经验对我而言，很像一场苦涩而刻骨铭心的初恋，没有结果，却教会了我爱的语言。当然，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写过诗歌，对自己的小说语言会有更多的要求。

　　河西：你的文字和故事总有一些阴柔之美，也可以说是很阴郁，同时又很残忍，从《刺青时代》、《桑园留念》就定下了《河岸》的基调，童年的生活是否给你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追忆：一是无拘无束的愉悦，二是时代的伤痕？还是说刻意要用童年来制造一种疏离感，其实你的童年很快乐？

　　苏童：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快乐与否不是我利用童年记忆的理由，我一直很喜欢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必将回到童年。一个成年人所谓的童年记忆，也许已经是文字的仿造和修饰，但这不要紧，关键是童年这个词汇的诱惑力，我总是相信，那是文学的一个出发点，童年目光单纯而真切，其实是一种最具文学意义的目光。

　　河西：这种残忍也带有本雅明所说的“震惊”，本雅明用这个术语来写波德莱尔面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心感受，而我想在你的小说中，有时也会有一个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开始“懂事”、开始理解这个世界(比如性事)时的那种“震惊”？

　　苏童：是“震惊”，也可以说是“迷失”，它们本身是小说叙事中一个潜伏的叙事目标。你说到了本雅明，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相比，我倒觉得这里谈一谈他的《驼背小人》更加合适，看看他是多么固执地访问自己童年时留在柏林的足迹，他说，“在一座城市中不辨方向，这说明不了什么。但在一座城市中迷失自己，就像迷失在森林中，却需要训练。”利用童年经验，很多程度上是在利用童年的方向感，表达“迷失”，回味“迷失”。

　　河西：用“河岸”来命名一部小说的话，土地和河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从陆地叙事转向河和岸之间的二元对立，在稳定与漂流之间，潜意识中其实更愿意去追逐一种流浪的青春？

　　苏童：土地是河流的桎梏，也是河流的河床所在。我无意强调河与岸的二元对立，只是借此探索流动的乡土，世界的角落或尽头，流浪，它暗指人的命运，可能不是一个抒情性的修辞，也可能是个严峻的常识。

　　80后作家到三十岁以后才见分晓

　　河西：你现在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现在在江苏作协是挂名，还是具体负责实际的工作？顾彬先生对作协体制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苏童：我挂名，和其他十几个副主席一样。顾彬先生早就回德国去了，个人觉得我们不必再在这里讨论他的观点。

　　河西：你也曾是新概念作文的评委，你觉得这些80年代、90年代后的写作者，和你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的女儿也在写小说，有没有刻意培养她往这方面发展？

　　苏童：我参加过几届新概念作文的评卷，每次都能看到几篇特别好的文章，机智、激情、幽默，都是属于青年人特有的，但我涉猎的80后90后作品也就凭借这个窗口了，毕竟是作文比赛，不同于真正的作品，我不敢妄言什么。唯一可以说的是这批作家要到三十岁以后才见分晓，新概念的归新概念，老概念的归老概念，无概念的归无概念，至于我女儿写小说大概是个讹传，她倒是喜欢阅读，我不鼓励她写作，除非有一天她发现自己需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