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远为啥不会写《老鼠爱大米》

　　-白云乡

　　几天前，一家大电视台采访著名作曲家吕远先生。那个兼有傲慢与浅薄神情的主持人问吕远会不会创作类似《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歌曲？老作曲家答：不会。似乎还嫌自己的浅薄展示得不够，主持人继续固执地对吕远说：也许，您将来会写《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歌曲，你一定会写的。吕远毫不客气地立即回应：除非是一首能够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心的歌曲！否则，绝不会！

　　吕远的话是即兴回答，更是一位老艺术家的铭志，他的话也使我想了很多。

　　我不晓得读者朋友是否记得：70年前有一首《卖报歌》的儿歌，曲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聂耳。据说，聂耳在为这首歌谱曲时曾经专门找到一个街头报童，问这位小毛头他“写”得像不像？小家伙说，如果有“七个铜板买两份报”就更好了。于是，这首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里就真的出现了“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叫卖声”。更有趣的是，这首儿童歌曲的词作者是当时号称中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安娥。而安娥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的妻子。这种有意思的文艺家组合，似乎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安娥笔下的旧中国报童们的苦难，只有在田汉写下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候才会终结。

　　由此可见，流传久远的儿童歌曲与任何种类的优秀歌曲一样，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留下社会的痕迹，有的甚至还有着对小孩子的教化作用。《卖报歌》中那句“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就有着明显的教化、启发作用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进步儿童歌曲创作的传统得到新的继承。其中，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潘振声的《一分钱》，都是鲜明活泼的典型。这两首清纯优美的儿童歌曲所包含所烘托出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那是一个热情、健康、积极、诚信的社会；一个物质生活有限，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的社会。《让我们荡起双桨》中仅用一个问句“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就表达了对新社会的热爱。《一分钱》中，对拾金不昧的赞许则十分含蓄，是靠对警察形体动作的描述——“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来完成的。而可爱的孩子“我”，也只是“高兴地说了声：‘再见’！”一件平常小事与一个清贫诚信世界的有机联系，就这样在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和明亮的目光中被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就在我写此文的同时，恰好听到电台里播出一条新闻：经过数十万听众的投票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欢迎的十大少年儿童歌曲己经揭晓，获得第一名的竟然是半个世纪前的扛鼎之作《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则消息和笔者前面对儿童歌曲创作的漫谈，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一首真正的好歌，包括那些打动过我们幼小心灵并且终身不忘的儿歌，绝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个人感官的享受，它一定要具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启迪作用。这个精神世界中最核心的大概就是个人与人类、与社会、与祖国的血脉相通。第二，一首真正的好歌，应该像润物之细雨，用美妙的旋律和贴切的歌词去浸润人的心灵、唤醒人的善良。具体地说，就是应该用个人的感受，展示个人与人类、个人与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

　　非常遗憾的是，时下的歌坛几乎每天都要制造出一大批哼哼唧唧的纯粹表现个人情绪的作品。这些歌曲中充斥的对爱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渴念，简直就是一种爱的狂轰滥炸、就是以爱的名义对受众的施暴！在金钱和物欲已经成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的情况下，大批制造小男人小女人的作品又成为中国歌坛的一种趋势和倾向。

　　回到本文的题目：吕远为啥不会写《老鼠爱大米》？老作曲家的话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当我们重新唱起新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歌曲时，会感到一种力量、一种温暖和一种既宽广又源源不断的爱；为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嘴角都会泛上笑意，而眼角也会挂上回忆与思念的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