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

　　这一阶段，阅读情绪空前高涨，但随之逐渐出现禁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段几乎人人自觉地更新旧知、追求新知的时期，阅读出现“井喷”。这一阅读热潮，由以下两个方面因素促成：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在中国本土累计长达十年的战争。人们生活动荡，国内出版业凋零，国外读物进口无门，使得书籍奇缺；二是社会氛围的裹挟。这一时期的阅读，明显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如果说，起初人们追求新知的行为尚在自觉认同的范畴，那么随着针对知识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对一系列知名学者和作家的点名批判，人们的思想随即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由此直接造成了阅读禁忌的产生和治学禁区的存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是在随后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读书界一度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气象，人们阅读、思考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这段时间，曾经被誉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季节。但是，这一态势由于1957年春的反“右”运动，以及知识分子重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中辍。

　　“文革”十年

　　这是一个几乎无书可读，但又暗流涌动的年代。

　　1966年8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要求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要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宣布在1966年至1967年内要印行3500万部《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一方面新书出版受阻，另一方面原有的旧书不断被化浆或焚毁。1966年开始的“破四旧”运动风靡全国以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沦为“毒草”。

　　以上所述的状况是那个年代的主流，但是在这无书可读、因书获罪的主流之下，还暗藏着一股鲜为人所提及的阅读潜流——在“天高皇帝远”的农村，知青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股阅读潜流让人肃然起敬。无论世道如何，总有一批人，将阅读视为生命的必需。世道是别人的，朝为云，暮可为雨，但知识是自己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恢复高考后，正是这批没有丢开书本的知青们第一批圆了大学梦，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

　　这是开放的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百废待兴的年代，也可以称其为阅读的时代。阅读是那个时代最色彩斑斓的底色。长期被压抑的读书热情，终于在70年代末等到了宣泄的口子。那时候，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时候，书店尚未开门，门外已有绵延几百米的人龙；那时候，有人居然肯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换一套《基督山伯爵》，要知道当时的凤凰牌自行车，不亚于今天的名牌跑车；那时候，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车的篮筐里会放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那时候，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凡此种种，俱可见那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这样几件事，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阅读风气。首先是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昔日的知青成为大学生。那个时候，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为当时的大学生活打上了底色。继而是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当年，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计划每种均印行四五十万册，于当年5月1日按计划统一分配发行。这一“集中重印，全国统一发行”的出版行动，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发行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举措。这一重大文化新闻经媒体报道后，求知若渴的读者不约而同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造就了一道排队买书的风景。紧接着的是，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打头的文章题名为《读书无禁区》。今天，这句话是常识，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这篇文章不啻于平地惊雷，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一阶段的阅读主题是格外丰富多样化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朦胧诗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形成强大的读书风潮，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古华的《芙蓉镇》、卢新华的《伤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和现代派文学并行不悖的是古典名著，尤其是西方古典名著。这些文学作品回归到人本身，关注个人命运和感情，有助于人们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

　　二是思想阅读热。这十来年出现了“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行动，牵涉到20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

　　三是武侠热和言情热，以金庸和琼瑶为代表。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人们来说，金庸作品的阅读快感，琼瑶作品中的浪漫唯美，无疑都是“心灵鸡汤”，构成了思想解放、人性伸展的另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概括这一时期的阅读特质：如饥似渴、思想解放、西风东渐、雅俗并存，还有就是群体性。这一时期的阅读是一种群体记忆，他们往往看同一本书、探讨同一个话题，我们难以从读者中分离出有鲜明阅读行为习惯的个体。像金庸的武侠小说，读者固然是跨越年龄、地域、职业、文化程度的，但是，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也能在这一时期成为畅销书，人人都在读——虽然未必人人都能读懂。这一时期常常被看作是中国第二个“五四”时期，许多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是共同从80年代的阅读中走过来的，许多人的书架是从那时候开始或重新充实起来的，许多人的人文性格、阅读倾向是从那时候确立起来的。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

　　这段时间，阅读呈现出“三化”的特点：内容多元化，载体多媒体化，读者分众化。阅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阅读却日益成为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的阅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深远影响：一是印刷技术的变革；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经历了上一阶段的群体性阅读后，这一时期的个人阅读不断分化。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阅读兴趣逐渐分散，读书越来越成为个人的选择。

　　在阅读越来越私人化的同时，阅读的问题却日益社会化，除了功利性、娱乐化之外，还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图书阅读率持续下降；二是阅读缺乏相应的指导。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史，同样道理，一个国家的阅读史也是它的精神史、成长史。总结60年来中国的阅读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阶段的阅读历程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可以看出，阅读很脆弱，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压力还是市场经济的冲击都能很敏锐地影响到它；阅读又很顽强，任何时候总有一批人能顶着压力、抵御着诱惑，坚持纯粹的读书生活。

　　童翠萍　徐　雁

　　(选自《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一卷)》，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