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之死——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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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之死
2010年03月26日 10:1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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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纵队”之死

  1960年代,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社”,另一个便是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曾被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特殊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亦是一种罪。郭世英很快遭批斗,被反捆双臂后坠亡;张郎郎则曾因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

  文/杨敏

  “我认为我们热爱诗歌、热爱美术、热爱艺术,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不可能永远变成一个罪行。”张郎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已年逾花甲的张郎郎,黑框眼镜,白衬衫,V领毛衣,儒雅的学者装束,但是当诗句突然从他口中奔涌而出,热情坚定、略带狡黠的目光透过玻璃片射出来,老文青的原形就毕露。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 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提起当年的“太阳纵队”,他称写诗为“玩诗”,或“玩写诗游戏”。但在一个全民都戴上思想紧箍咒的年代里,“玩游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义,证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纸片都滚他妈的去”。这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是张郎郎们朗诵最多的诗,他解释:“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这一套系统是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红色政权上的,而真正的红色政权是不需要这个的”。

  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老师,她很少对人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其父为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张振洲(其父为大提琴家)、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当晚的朗诵会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带来的集体狂欢的热力仍在持续。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张郎郎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则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阳,北师大莜庄楼的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阳光照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但阴影就此埋下。他们无法预知,这个组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给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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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友的原贴:
逢红必反,有它的理由,但如此标签化认知,会不会也遮蔽了事实?实事求是,这不能成为稀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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