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想象与文化认同

　　——从《叶问2》说开去

　　近日，和友人一起观看了《叶问2》。看到叶问和西洋拳王龙卷风即将对垒的情节，我们都已猜到了结局:叶问必胜。这种老套的桥段在以近代中国为背景的功夫片中早已司空见惯，从《霍元甲》到《精武门》再到《叶问》无不以这种民族主义对抗为卖点。

　　我无意评价一部电影的得失，因为市场化背景下电影人的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常常是某种国民性格的非反思性投射。毋宁说，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甚至是某些论者(那些将人们的视野引向“文明冲突”而遮蔽国内复杂情势的论者)有意为之的障眼法？

　　从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既与我们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国际情势直接相关，也与传统天下观和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大一统格局的解体密切相关。

　　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无限扩展的政治观，中国与外部的关系不是由平等主权构成的，而是由类似于奥特曼帝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宗主权”(suzerai　nty)界定的。与此相适应，我们形成了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大一统格局。按照Stevan　Harrel　l　的经典“三圈论”解说，除了核心圈外，天下还包括由被同化或被“开化”的“熟藩”组成的边缘圈，以及由“生藩”组成的最外圈。以天下观天下，只有以开化程度为标准的夏夷之别，没有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中外之分。

　　但从现代政治哲学的学术视角看，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最大缺陷恰恰在于:它没有“外国”概念。这种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必须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即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才能确立”(汪晖语)，但也正因这种“扭曲”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但历史最终以“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的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扭转了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既是我们履行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使命的主要意识形态，但也为我们带来了根深蒂固的或中或西的二元化思维方式。我们似乎总缺乏文化自信和大国心态，倾向以中西比较的短期结果为依据选择“再中国化”还是“再西方化”，从而遮蔽我们对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的理性审视。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至少可以区分为:“文化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萨义德所谓的“变成了盲目崇拜本土的本质和认同”的民族主义)；但只有可以通过普遍主义道德检验的民族主义(即前一种民族主义)才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内获得辩护。我们不妨从如下两个向度简要分析当下中国的复杂情势。

　　首先，就中国成功故事而言，我们应采取理性态度，要看到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也面临着与社会转型有关的诸多挑战。我们不仅面临着由社会分化、个性疏离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难题，更在根本上面临着由文化断裂带来的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个人自主、公共自主、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等同时成为我们的诉求；在个性层面，与消费社会的形成相伴而生的个体的原子化与价值观的趋同化，共同造就了一大批伦理生活单一化的原子化个体；在文化层面，传统上由儒学道统或社会主义道德型塑的文化认同正面临着根本的挑战。显然，即便是主张文化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中国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本身就是一项历史任务。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重塑中国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应当尊重某种“后民族格局”，不可能以中华民族的整全性文化认同和伦理性自我理解为单一想象模式。尽管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可能是少数可以为突破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统天下局面提供智慧的文明之一；但作为西方早已内在于其间的国度，中国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所诉诸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切己的，而不是排他的。中国的文化认同只能如甘阳所言，在儒家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某些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某种融合——但实践中，我们也许还需要弘扬第四种传统(即五四传统)，首先把这些传统中需要反省的和值得保留的部分区分开来。而且，全球化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传统的朝贡体系已让位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条约体系，也标志着后民族格局的初步形成。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民族(volk)这一文化概念在全球化时代格局内应实现从“民族精神的民族(volk)到国家公民的民族(na-tion)”的转换。这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不仅需要我们对某些适用于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诸如仁义礼智信)的认同，更需要我们对那些适合于全人类的道德规范(如我国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的认同。并以体现了这些价值和规范的宪法为基础，倡导“爱国主义”。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维护国家主权、促进文明复兴的同时，在诸如环境、气候、反恐等国际事务中担当起大国责任。

　　孙国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