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彻底爱上他了，你还想别的吗？”

　　说话间，72岁的樊锦诗身体前倾，眼里闪耀着光芒。

　　她爱上的“他”，叫敦煌莫高窟。他们之间的“厮守”将近半个世纪，不离不弃。

　　令这位敦煌研究院院长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爱人”变得越来越重要。2010年上海世博会，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

　　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她护送这些国宝奔赴上海，并参与了展厅的布置。在她看来，世博会和敦煌之间有着隐隐的呼应——

　　世博会是世界文明的际会，它面向未来，生机勃勃；而敦煌是历史文明的积淀，它守护过往，孕育久远。一个是象征当下的文明，一个是代表过去的文明，这两者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虽然朝向不同，却都体现着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创造、参与和共享。世博会在这三方面的表现自不待言。敦煌作为历史上牵起丝绸之路两端的“咽喉之地”，创造过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通的奇迹。

　　不过，担心接踵而至。这次参展等于是给敦煌做个大广告，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游客直接前往敦煌参观。但由于莫高窟保护的特殊性，大量游客的涌入将对壁画造成毁灭性的损害。樊锦诗说曾经做过实验，让40个年轻人一起进到某个洞窟，仅半个小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

　　“既要弘扬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要保护好这份世界遗产，不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个两难！”樊锦诗说，她经常忐忑不安，睡不好觉。

　　所以，她有时会急躁，挠头，满头银发如飞雪，在空中滑出弧线，实在憋不住了还要骂人。但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开玩笑，笑起来像个孩子，尽兴又有几分羞涩。

　　她说开会休息时经常有人跑过来问：“你是樊锦诗啊？”她点头说是。来者满脸惊讶：“你就是樊锦诗啊！”她揣测，这个人肯定在想：怎么是个女的？

　　就是这位老太太，紧握男人传来的接力棒，用女性的坚忍驻守敦煌，用女性的柔情温暖着荒漠里的艺术宝藏。男人成了坐标，勾勒出她的人生轨迹与生命传奇。

　　常书鸿：精神偶像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5年秋，他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震撼不已。随即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在战火中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始终以修复保护莫高窟为使命。

　　樊锦诗知道常书鸿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人公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常书鸿对艺术的忠诚、对事业的执著让她心生景仰。

　　1962年毕业实习，她和其他三名同学被委派前往敦煌。她见到了常书鸿，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农民？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有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村姑？

　　也就是这次，樊锦诗体验到了敦煌生活的艰辛。没有电灯，井水又浑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她深夜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她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

　　这个晚上，让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第二天迈步进入洞窟参观学习，她一下子就“呆了”。

　　这似乎是初到敦煌的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常书鸿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和自己的精神偶像常书鸿一样，樊锦诗也感受到了什么叫惊心动魄：“每个洞窟美不胜收，越看越有味儿，一个跟一个都不一样，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

　　“爱”有时要付出代价。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她不顾家人反对，父亲给学校写信抗议，她偷偷把信藏了起来；她也不顾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和双胞胎姐姐不足月就出生了，落下一个动不动就发烧、晕倒的毛病；她还不顾已有了心上人……

　　樊锦诗坦言中途想过“跳槽”，挥别敦煌，这时常书鸿的身影就会伫立在她的眼前。“当年，常先生在巴黎画坛很有地位，喝牛奶、吃面包、住高楼，但是他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敦煌过着像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艺术！他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

　　曾经的苦，她忘了，或者不愿再提，但是她记得那些“甜”。比如说常书鸿经常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81年中秋节，敦煌通电了，“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喜事”；更让她震撼的是1995年夏天的一段经历。

　　据史料记载，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眼时，只见对面的山上发出万道金光，似乎有千佛现出。乐僔大为震惊，心想是自己的虔诚得到了感应，决定开凿洞窟，住下来修行。以此为发端，洞窟越来越多，历经好几个朝代，成就了当今的莫高窟。

　　夏天是敦煌的雨季。1995年，樊锦诗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天傍晚，她现场监督工作人员垒沙包，以免莫高窟受到洪水的侵害。“这时我觉得余光里有亮光，一抬头，好家伙，天上整个都是金色的，金光万丈，耀眼，太壮观了！一会儿就没了，我就看到过这一次。”

　　无独有偶。常书鸿在跟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谈时，提及上世纪50年代，他也见过这样的情景：“……三危山的背后是渐渐变暗的天空，前方是暗淡的呈茶色的沙漠，唯有照在三危山上的夕阳显出极为清晰的金黄色。在带状的金黄色背景下，山脉看上去宛若千尊佛并列而坐。”

　　或许，敦煌以这样的方式回馈着孝顺她的“儿女”——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樊锦诗被誉为“敦煌女儿”。

　　王圆箓：反面典型

　　王圆箓，即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生于陕西，在酒泉入道修行，后云游到敦煌。1900年6月，他揭开了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敦煌的大量珍贵文物经过他的简单交易流失海外。

　　“不做王道士！”

　　刚走上领导岗位，樊锦诗就给自己设下了这样一道心理防线。

　　尽管时代已经是天壤之别，“王道士那时国难当头、国运不济，现在奥运会、世博会都在我们国家举行了，完全是两回事。”但樊锦诗说，新形势下有新问题。

　　对世界遗产，有个通病是“重申请、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个“病”也传染到了莫高窟。

　　1998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理由是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刚刚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顿时傻了眼，“这不是要把这些洞给卖了吗？”

　　她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抛却了学者的风范、女人的矜持，据理力争，拍了桌子，骂了人，硬是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了。

　　她担心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一个莫高窟，他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同时她更清醒地意识到，莫高窟不姓“樊”，“在莫高窟保护上不能有‘我’，否则就麻烦了。”

　　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次面对莫高窟的九层楼，樊锦诗说这些字眼就会在脑海里闪现。

　　研究院要建办公楼，她主张选址和九层楼要保持距离，并且叮嘱建筑设计师：你不要想通过这栋房子来突出你的设计风格，而是要想着怎么跟莫高窟相协调，没有你自己，只有莫高窟，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能耐。

　　但是，“不做王道士”，不等于闭门造车，与国际上不相往来。

　　她很清楚，莫高窟的这些洞都有“病”，要及时治疗。她与古遗址保护经验丰富的美国盖蒂保护所取得联系，经过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如今的莫高窟已经形成了从外到内的系统保护网络。

　　彭金章：执手爱人

　　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63年至1986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同班同学，毕业前他们就相好了。结果分配工作时，彭金章去了武汉，樊锦诗到了敦煌，天各一方。

　　樊锦诗说他们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

　　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翌年，他们结婚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老彭这个人很不简单，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我没有那么伟大，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一说到彭金章，樊锦诗喜欢用“打着灯笼也难找”来形容。

　　彭金章也感受到了妻子坚守理想的不易。在他的记忆里，樊锦诗有过两次泪流满面。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原本说好了要在武汉待产，双方的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彭金章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他们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河北乡下姑妈家，五岁时，樊锦诗去看他。妈认不出儿子，儿子也认不出妈。樊锦诗痛哭流涕。

　　“我们家四个人，有段时间分在四地，我在敦煌，老彭在武汉，大儿子在上海，二儿子在河北。”樊锦诗常感到愧疚，家成了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自己。

　　她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1986年，他辞退了武汉的工作，一头扎进敦煌，给妻子“打工”。但走上领导岗位的樊锦诗越来越忙，出差是家常便饭，又把彭金章一个人留在了敦煌……

　　好脾气的彭金章承受着这一切，甘心做着“敦煌的女婿”。他用了8年时间，在北区废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个增至735个。

　　樊锦诗很开心，丈夫的成绩是她教育年轻人的好教材。“你看，老彭50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常书鸿的口头禅“敦煌有很多事做，而且值得做”，樊锦诗也挂在嘴边。

　　如今，樊锦诗希望退休了能好好地陪陪老伴，“去哪里住，这次得要让他做回主。”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在莫高窟出土的典籍里有一首描写爱情的敦煌歌辞叫《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星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的情感没有这般的浓烈，但是这首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歌辞，印证着他们爱的足迹：历尽考验而忠贞不二。

　　祁嘉：历史身影

　　祁嘉，十六国时酒泉人。《晋书》记载他20多岁时西游敦煌，最初贫困不堪，后来博通经史，终成一代名儒。他诲人不倦，各地讲学，身边不乏追随者。

　　回溯历史，祁嘉以自己的才华和品格影响着后学；今天，樊锦诗也以自己的精神和性情影响着新时代的莫高窟人。

　　对于名利，樊锦诗始终清醒：“莫高窟那么有名，我又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个位置上，还是个女的，所以大家才会关注我。我在沾莫高窟的光。”

　　她说，敦煌学研究能有今天的成就，莫高窟的保护能有所收获，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在默默地耕耘、奉献着，成了“打不走”的敦煌人。

　　比如，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赵声良，这个云南汉子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喜欢美术，翻阅到敦煌画册时，就来了兴趣。但由于当时有关敦煌的书籍太少了，就有了到敦煌工作的念头。这时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让他坚定地要为振兴敦煌学做点什么。他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写信，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段文杰委托时任副所长的樊锦诗回信，欢迎他到敦煌工作。1984年毕业时,他就直接奔向了敦煌。

　　后来，他自费到日本攻读了美学史博士学位，回国时有大学聘请他前往任教。尽管工资待遇、工作环境都要比在敦煌高出一筹，但是赵声良断然拒绝了，理由包括“不回来对不住樊院长”。

　　在日本自费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樊锦诗的坚持下，赵声良仍被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樊锦诗到日本出差，一定要找时间去看看他；每年都给他寄新年贺卡……这些都让赵声良感受到了温暖。

　　赵声良还对樊锦诗在学术上的严谨印象深刻。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樊锦诗走在了前列。她关于敦煌石窟考古的报告已经写了十多年，做了大量的考察，赵声良觉得这个报告详尽而充分，全国少有的高质量，但樊锦诗一直不肯拿出来发表。“樊院长喜欢说‘再斟酌一下吧’，在学术研究上她宁肯慢一点，要让文章经得起推敲。”

　　除了对自己严格，樊锦诗对员工也是严格要求。她倡导有责任地向游客开放洞窟，不仅要让游客看好，还要讲解员讲好。在莫高窟，普通讲解员也是半个研究专家。

　　努力地工作，这是樊锦诗认为人生唯一能真正规划的事，所以她从来不敢懈怠。她又说，自己年幼多病，活多少岁都是捡来的，所以豁出去了，活着就要做点事；她还说，希望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能无悔地留下遗言：“我为敦煌，尽力了。”

　　祁嘉在敦煌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背影，樊锦诗的名字也将镌刻在敦煌的历史长卷里，熠熠生辉。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樊锦诗，是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报道时，她是敦煌站的首棒火炬手。直到前一天晚上她还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让一个老太婆先跑，不好看”。她担心这会影响到画面转播的效果，丢敦煌的脸。

　　再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她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两会结束后留下来办事，费尽周折才肯接受采访。好一阵打听，才找到她的住处，叫景山东街宾馆，在一个胡同里，很不起眼。她说以前国家文物局就在这附近，办事方便，还实惠，单间每天百元左右，有床，有卫生间，有电视，多好。后来国家文物局搬新家了，她对这个宾馆有了感情，就像她对敦煌有了感情不舍得离开一样，来北京还住这里。

　　宾馆经理郭文凤觉得这个老太太了不起，说她虽然是个“人物”，但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己拿行李，自己打水，房间里住多少天都不用服务员打扫，整洁如新。“这样的客人现在哪里找！”

　　樊锦诗说话有口音，但妙语连珠。比如她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了；有个年轻人好奇地问她，莫高窟里住着的都是和尚、尼姑吧？樊锦诗说自己笑着回答：“你见过头发这么长的尼姑吗？”

　　-人物影集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敦煌。资料照片

　　1964年，雕塑家孙纪元以樊锦诗为原型的雕塑作品《青春》。余生吉摄

　　200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第454窟查看壁画题记。孙志军摄

　　-成果解读

　　樊锦诗先后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开创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天地。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修复技术日臻成熟，并承担起国内其他文物遗址保护的责任；在她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4年颁布实施；在她的推动下，由三国四方参与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论证，正在等待实施；2003年，她系统阐述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受到广泛重视，国家确定投资2.6亿元，目前项目已经开工，莫高窟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得以永久保存。

　　-回　声

　　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樊锦诗说她只是瞎忙，但她的“瞎忙”功德无量！

　　——季羡林

　　她守护国宝41年，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41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2004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评选解说词

　　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机构架构、人才架构。

　　——美国盖蒂保护所专家内莫·阿根纽

　　记者　王国平　通讯员　任桑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