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部队出名的中国作家阎连科应邀来参加今年巴黎图书展。法国出版社Picquier推出了《受活》、《年月日》、《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五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集。阎连科在书展现场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时说：“在中国创作虽然拿了奖，获得了好评。但每出一部书都伴随着巨大争议的声音。”他的作品在巴黎能够获得一些法国读者的接受，他感觉到了一种支持。他说，进入巴黎书展，我的感受是，不论我作品受到多么大的争议，受到批评，包括遭禁，我在巴黎的感觉都是，写作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就书展来说，巴黎书展和北京书展完全不一样。北京的书展确实人山人海，人非常多，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我们买书的人并不一定特别多，更多的是朋友聚会、吃饭，但书店去赶集、像赶庙会一样。巴黎的书展从人数上讲没有北京的人多，但我觉得，巴黎书展的文化氛围更浓一些，尤其一些孩子们来，这在北京是很少见的。

　　我们的书展都是大人，大人的庙会，这里确实是孩子们的文化天堂。这同时也是对孩子们一个传播教育的非常好的渠道，因为既然印成书籍，都是经过一定选择的，不是随便印的。中国是有很多我们(作家)认为是垃圾的、网上的，只要能卖钱都可以印成书。但是法国翻印了很多小说，它都是有相对选择性的。

　　孩子们到这里来，可以得到文学的熏陶，文化的熏陶，让大家走近书，从书籍中得到另外一个广阔的天地，一定对孩子有帮助。中国的孩子，不光是孩子，包括大学生，就我所知，一百个学生中，有99个甚至99个半的学生没看过中国的《红楼梦》。但我想，法国的孩子们绝对不会不知道巴尔扎克。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非常希望法国人喜欢巴尔扎克能像我们喜欢曹雪芹一样。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阎连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巴黎书展中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受邀，每个国家有一个作家作为代表。阎连科到巴黎多次，但参加巴黎书展却是第一次，心里感触颇多。来巴黎之前，原定的计划中，有一个他和美国著名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对话，但后来却以他个人的演讲代表了对话。虽然没有见上面，但他对保罗·奥斯特这个作家却大感兴趣。阎连科自己的作品在法国也很受欢迎，他自己都没想到法国那些不属于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普通读者居然能够对《受活》、《丁庄梦》以及他的散文集《想念父亲》能有这样的热爱和理解。一位年轻大学生书展期间好几天都徘徊在中国展周围，他对阎连科所有的作品都有兴趣。于是书展结束后，阎连科自己掏钱把这些书买下送给了他。还有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头老太太，拿着阎连科的书要求他为自己曾经热爱中国文学但没来得及读就已去世的老伴签名。

　　法国的地铁里，不算明亮的灯光下到处可见捧书而读的人。阎连科说他不知道地铁里的人读的是什么书，但他看到有些人的书相当厚，地铁里读书的看上去什么模样什么年纪什么肤色的都有。是有人这么说过，在巴黎的地铁里，很有可能穿紧身超短裙看一份报纸的是一位女学者，而一身老气的黑衣捧着厚砖头样的书在痴读的倒有可能是超市收银员。

　　阎连科作品翻译成法文相当不易，俚语、土话、再加上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阎连科自己都觉得译者太了不起了。他说，有一位法文译者对付他那河南乡土话的办法居然是先把中文译成某种特殊的德语方言，然后再从德语转译成法语。懂法语的中国朋友对阎连科说，那效果相当奇特，相当不错。“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今年的创作计划，阎连科说：“今年我会写一部长篇小说，题材还会延续以前的风格，半乡村半知识分子。但这次我想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去写这篇小说，没有任何顾忌，不考虑出版、不考虑所谓的艺术要求。我把今年当成一个自由的假期，可以让我为所欲为地去写一些东西，让我的小说充满胡扯八道的味道。当前的文坛仍然处于‘集体主义’的创作阶段，很少有真正的个性，所以我想‘个人主义’一点，什么都不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胡写’一通，就当是‘胡扯’了。新年第一天，我正式开始写这部小说，已经写了两万字，自己写着挺过瘾，别人看了说‘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没关系，我想做一个好人，写一部‘使坏’的小说。 ”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