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唐浩明

　　-演讲话题：曾国藩其人其事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著名作家讲述20多年来研究曾国藩的心得——修心与收敛

　　-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

　　-曾国藩的做人做事对当代人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

　　-演讲者小传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大前身)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

　　在2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唐浩明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编辑出版的主要图书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等。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三部曲”。唐浩明现为岳麓书社总编辑、湖南省作协主席。

　　今天就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谈谈他的“人”和“事”：他怎样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又怎样通过人格修炼来促使事功的完成。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曾国藩其人◎

　　-“内圣外王”的典范，“三立完人”

　　-严于律己，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文字著述。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修身之道◎

　　-中举后发现自己缺乏身心修养

　　-靠写日记时刻监督提醒自己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四代同堂的耕读之家。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其中“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事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做事步骤◎

　　-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崇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咸丰二年(1852)末，一个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来，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操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凡是遇到有作乱的抓了就杀。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个大营，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并征得朝廷同意去打南京。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首功的项目。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他打了败仗，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前辱。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