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群山东男人来说，时间再久，心里也会腾出一个柔软的位置，留给一个叫北川的城市。
这群男人心里装着一座城，他们用三年铸造一座城，用一生回忆这座城。
随着新北川县城的拔地而起，北川人陆续搬进新居。援建北川的山东汉子们陆续从朝夕相处了两年半的北川撤离。从规划、选址，到建设、落成，两年半来，他们与这座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城朝夕相处。
半年后，他们陆续恢复三年前的本职工作，忙于会议、出差、文件等繁琐的事务；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轨道上，照顾住院的老人，接送上学的孩子，他们被淹没在齐鲁大地各个城市的角落里。但提起北川，这群汉子无不动情。
一块喝酒时，他们还会一起讨论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北川重生》，“拍的很好，但总觉得少些什么，没有真正经历过三年北川重建的人永远无法触及我们心里的那一点点最柔软的东西。”对口支援办协调处处长吴洪军捏着指尖比划着。但看这部电影时他们中还是有不少人哭了，《北川重生》像是个盖子，掀开了他们酝酿了很久的那口大缸。
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有关北川的最新消息，谈论着上次去北川又见到了一起工作过的北川的老张或老李。
以前各单位间从不认识的人，因为两年半的北川援建现在这群男人成了济南这个城市里最铁的哥们。“这是特殊时期建立的友谊，跟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战友一样。”他们说。
在山东如此，北川那边也是如此。山东省民政厅救灾处的田培军家里还珍藏着一根北川老乡临别赠送的羌笛。过年过节时，他们还会如雪花般收到北川干部寄来的贺卡或老乡发来的短信。“有空来北川耍噻。”这群居住祖国最东边的山东男人早就听懂了偏居西南的四川话。
撤回来后，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少再去北川，但男人们各自对北川的关注一点也不少。电视、网络、报纸成了最便捷的渠道。每每看到有关北川的信息，他们总是会很动情。《北川重生》首映那天好几个人相互发短信说自己看哭了，“虽然没有触及内心最深处，但还是哭了。那种气场让我们常驻北川的人控制不住自己。”吴洪军说。
三周年那天，杨振华在医院陪着刚做完手术的老父亲。看着电视里一个个滑过的北川新城镜头，这个男人扶着老父亲的病床留下了热泪。在北川的两年半时间里，他父亲前后九次因尿毒症住院。期间，母亲也经历过一次大手术，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留给了家里的大哥。“大哥在家尽孝，我在北川尽忠。”杨振华说。
刚从北川回来时的那两个月，教育厅研究处的副处长仲红波时常在梦里忙着买去北川的机票。即使醒着时，他也老是想是不是过两天该去北川了。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总是奔波于济南和北川之间，从济南去北川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为了改掉这个习惯老仲花了不少时间。
16日上午10点，记者在位于济南的山东对口支援办公室见到孟雷主任时，他正准备赶到火车站坐车去北京开会。
“我能接受采访的时间不多，我只能回答你几个问题，其他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这位在北川坚守了两年半的援建副总指挥现在又找回了原来的节奏。
在北川，他睡过草地、住过敞篷，住了两年多板房。这些都成为这位援建副总指挥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临走时，他留给记者一句“聊北川，我能和你聊上三天三夜。”
这是一群心里装着一整座城的男人，这群男人叫山东，这座城叫北川。(张进春）
